1992年，“第五代”導演張建亞完成了兩部“後現代風格”的喜劇，《三毛從軍記》和《王先生之慾火焚身》，這兩部均出自上海40年代漫畫的電影讓張建亞的名字留在了中國電影史上。鄭洞天曾在《九二年的三毛》一文中提道：“張建亞是得三毛真味的，電影《三毛從軍記》引起的笑聲，和當年的人們看連環漫畫發出的笑聲大不一樣，這是九二年的笑聲，笑談往昔，夾雜着自嘲的意味。”張建亞則表示“那個時候，‘第五代’已經風格林立，前路已封，後路被堵，只好‘絕境逢生’，陶醉在讓人舒坦，也讓自己舒坦的漫畫裏。”張建亞：顛覆傳統得“三毛”真味被動多於主動畢業後回到上影做過一陣子創作室主任，在組織劇本的過程中，迷戀上了伍迪·艾倫，反覆看他的片子。後來我去美國時曾見到他，他很吃驚：“中國人怎麼能夠理解我的電影？”因為文化背景完全不同，他講的也都是美國紐約猶太知識分子生活中的一些很小的事，而他在美國的觀眾也是特定的一小撮人。我拍《三毛》的時候正是非常非常迷他電影的時候，也可以説受他電影的某些啟發。《三毛從軍記》是漫畫的電影，當初其實是被動多於主動。一方面是讓市場逼的，雖然之前已經拍了一些電影，但是心情一直不舒暢，心裏想的與市場要的似乎總是矛盾的；另一方面，到90年代初，“第五代”作品已經風格林立，各條路都有人走過了。我把自己重新當作了一個觀眾，自問我想看什麼。希望能夠拍出屬於自的片子，好看、好玩，順着自己“心氣兒”去拍的。找來找去，想到了漫畫，深入淺出，看似通俗意義卻不俗。
蒙恩得惠於張樂平先生解放前的上海集中過全國一流的漫畫家和最一流的漫畫，張樂平的“三毛”，葉淺予的“王先生系列”都是家喻户曉、經年不衰的。我上國小時看過兩三冊成套的《三毛從軍記》，很多細節歷歷在目。90年代初再看的時候，還是喜歡得不得了，我就去找到張樂平老先生，向他談起我的改編設想，當時老先生已經在病榻上了，我明顯感覺到他的猶豫，那種神情我至今還記得，就是有種自己的親生骨肉讓別人領養去的傷感。《三毛從軍記》拍出後受歡迎，很大程度上蒙恩得惠於張先生。“三毛”出世是在1935年，1945年回到上海時，老先生創作《三毛從軍記》在《申報》上發表，提出“有話無文，連而環之，在文盲居多的中國，可算是大眾化”。那是他很偏愛的作品，他懷疑我拍電影能不能把神韻拍出來。後來我找他談了很多想法，堅持是要拍原汁原味的漫畫電影，老先生終於同意把改編權給我了。半年後，就在我拍完最後一組鏡頭的時候，聽到張樂平老先生過世的消息，他沒能看到我的電影。其實人生的遺憾往往就像編劇精心安排的情節一樣。玩真假於股掌之間我想做一部常規與非常規之間的電影，需要找到新視角。當時就考慮把影片做成一套大漫畫，因為發現四格漫畫中的三毛缺少一個比較實在的對立面，難以串起一個比較完整的故事，而且我所希望的三毛是一個歷史真實中的存在，所以我做了很多很像真紀錄片的假紀錄片，讓三毛在裏面出現，讓他和歷史中的大人物出現在鏡頭中，想成為大人物的三毛屢戰屢敗仍痴心不改，屢敗屢戰仍擺脱不出去的這種感覺人人都能理解到。
我翻閲了很多資料：1937年、1938年的全部《申報》，還有《大東亞作戰史》、《蔣介石評傳》等等，看到老蔣那段關於華盛頓和嶽武穆的語錄頓時來了精神，於是找到了孫飛虎演蔣介石，三毛參加戰鬥嚴格按照淞滬戰役處理，用黑白紀錄片似的方式重現，真紀錄片與卡通段落拼接，玩真假於股掌之間，似真非真，似假不假，不真不假，亦真亦假。“王先生”小市民氣更重一些拍完《三毛從軍記》總覺得肚子裏的“壞水”還沒抖落乾淨，於是就又拍了《王先生之慾火焚身》，《三毛從軍記》中原作的成分比較多，算是漫畫的電影；《王先生之慾火焚身》我的主觀色彩比較濃，是電影的漫畫。如果説“三毛”還是個小屁孩的故事，“王先生”則小市民氣更重一些，而且和我一樣是成年人的故事，其實是想調侃一下電影，調侃一下文藝，最重要的是調侃一下我自個兒。拍這兩部電影的時候，沒有想過什麼“主義”，目標是想讓自己的電影讓人喜歡。都知道上海人喜歡吃陽春麪，我以前經常去一家麪館，門口的招牌貼着供應“硬麪，硬硬麪，硬硬硬麪”，還有“爛面（軟面），爛爛面，爛爛爛面”。我覺得我行當現在越來越少的是這樣特別精細地安守自己職業身份的導演。現在很多奔國際電影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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