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年2月《小武》在德國首映獲得好評。賈樟柯開始籌備《站台》，上影廠希望合作，1999年1月13日，上影廠收到了電影局關於賈樟柯在內幾位導演拍片的禁令。北影副廠長史東明和田壯壯導演特別想幫賈樟柯與電影局溝通，如果辦成就讓田壯壯當監製，但最後還是沒通過。賈樟柯直到今天我都很感激他們兩位：“他們是真心愛電影的人，在那個時候他們讓我感到温暖，田壯壯當時看過我的劇本後大致説了這樣一句話，小賈，有一種電影是為拍電影而寫的，是從心裏流出來的。後來他一直推動着我的工作，但仍然沒成功。”一個月後，直到1999年11月《站台》開拍時創作生出的興奮感仍不能讓他完全平復，“我當時有點‘報國無門’的感覺，聽起來有點傻吧。”“《站台》在2000年威尼斯電影節上的反響出乎我的想像，這又是我最失落的時候。”在國外越受肯定，賈樟柯越期望自己的電影能與國內觀眾見面。
2003年10月，賈樟柯打電話給上影廠透露自己的新計劃是拍《世界》。但那時沒有看到解禁令，談什麼都不太現實。2003年新一屆政府班子形成之後，電影局領導的思路也有了很大的改觀，尤其是他們開始注意到這批在國際上有相當高評價的導演卻只能默默在地下工作的現象。賈樟柯、王小帥便是當務之急。2003年12月，電影局召集一批年輕導演在北京電影學院座談，向他們公佈電影改革的政策信息，並同時徵求他們的看法。賈樟柯今天回憶起來都激動不已：“這種直接的交流是從張元拍《媽媽》以來、十幾年來的第一次。”由於會議時間有限，導演們並沒機會交流，所以事後七位電影人聯名寫了一封信給電影局領導，提出了他們的困惑和體制改革建議，但電影局並未馬上給予答覆。媒體曝光此事，讓他感到無形的壓力，“當時電影局改革的決心很強，我寫的信是温和的，是一些來不及發表的意見，主要是建議，對這個我並不擔心，惟一擔心的是媒體把標題寫成‘上書’容易使剛建立起來的交流夭折。”
2003年11月，電影局新任局長童剛專門找賈樟柯、王小帥等少數幾位年輕導演談話，他們得到的信息是“希望把這一頁翻過去，大家重新開始。“半個月後，立項批下來了。上影廠吃了半顆定心丸，12月底將劇本送到了合拍公司，等候劇本審查。上影集團新任總裁任仲倫給了賈樟柯很大的鼓勵：“我請你來拍片，不是為了改變你。”這時電影局並未下發明確的解禁令，但周圍傳來的消息都是賈樟柯很快就會解禁。因此上影廠領導對此變得不太擔心，反而是賈樟柯本人因為受了多年的管制後不太容易樂觀起來。2004年1月8日，各大電影廠都收到了電影局一號令，賈樟柯正式解禁了。《世界》劇本很快審查通過，“沒有必須的修改意見，只是建議。有的我採納了。”以前大家對賈樟柯不夠明亮的主題的擔心亦徹底放下來。有人認為，《世界》因本身的拍攝命運不同，主題也顯得積極了很多。賈樟柯卻從始至終否認這種説法：“通不通過，我的東西都不會變。我不會因為通不過就極端，通過就不極端。”1月12日，離下達賈樟柯禁令的日子整整五年。賈樟柯選在深圳外景地召開了他有史以來最盛大的新聞發佈會，介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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