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男人戲逐漸失去它的(男性)魅力，是否因為戲裏戲外的男人(們)都因不愛思考而自覺“低等”，從而失去最基本自信心?《狗咬狗》讓觀眾看見和聯想到的，卻是銀幣的另一面：承接一切以“無間”、“黑白”為主題的港產電影主題，香港導演仍舊在“生存”壓力下透不過氣來———為了“生存”，片中的男人們每一個都是瀕臨精神崩潰。唸對白，如果不是力竭聲嘶，便是喃喃自語，但那也只是港產片的一貫形式之一。更使人擔心一干導演病得不淺的之處在於對是非黑白失去判斷能力。一部《無間道》或許可用“忠奸無絕對”作為賣點，但當續集三集拍完又拍，而後來竟然沒有新題材時，同樣的“我只是想做個好警察”又再出現在另一部電影和另一位演員口中時，即便該片的編導堅持沒攪胡塗，觀眾先精神錯亂了。香港男人到底“傷”在哪裏?香港男人，到底“傷”在哪裏?《無間道》在三年前的出現，曾使人以為可使“受傷”的香港男人“重振雄風”，殊不知第二集、第三集的相繼出現反而將第一集建立起來的自信推向自疑和自毀。本來只要心平氣和，將不難發現在三部《無間道》裏埋藏着的“男人傷痕”：“做自己便不能生存”。若把警匪鬥法的故事背景換上買賣交易的現實生活，“卧底”不過是普羅大眾自覺戴上面具討口飯吃的艱辛的比喻。是以“生存”在香港人的詞典裏，其實就是“揾食”。這解釋了《喜劇之王》和《少林足球》為何大受歡迎，香港影人最擅長的，是以“揾食艱難”作為“主題”，製造大量你死我亡互相逼害。而在一個自詡國際都會的城市裏，電影不是發揮智能與娛樂並重的功能，卻是常常提醒大眾，“我活在隨時沒得吃的危機下”。
當然，“吃”也可以只是比喻———要有得吃，便要有錢。香港電影一直宣泄的焦慮，其實來自對金錢、地位和身份求之不得的恐懼。問題在於，上述三者並非人的生存基本條件，但香港(男)人(因電影工作者佔大多數是男人)卻總會把對它們的追求隱藏在“只為一碗飯而不惜賣命”的包裝裏。換句話説，就是以“窮”作為不擇手段的理由，骨子裏它是爭名逐利的藉口。長期(告訴自己)沒得吃，當然會“營養不良”。不斷想着要“吃”得好，難免產生主觀期望與客觀現實的落差。香港電影中的男人，大多便是這些問題的“產品”。但自覺渺小不代表自我會跟着縮水。常見的情況是，他們只會日益膨脹，所以港產片幾乎只有兩種男性角色：一是小男人(通常負責喜劇片部分)，二是大英雄。然而兩者都有一個共通點：不怎麼用腦袋，只會用口舌如smart talk和拳腳：打打殺殺。既是英雄，非得救美，《狗咬狗》的導演為了讓陳冠希示範男人在這方面的“最高成就”，安排了一個弱智女孩給他的逃亡生涯帶來大量負擔。但編導可能沒有想到，過多巧合(也就是不合理)的情節反而突顯了電影背後的反智。
杜琪峯是少數會讓男人用腦的香港導演。但有更多編導愛以暴力掩飾香港男人的怕用腦。《狗咬狗》片長一百二十分鐘，當中沒有多少時候讓兩位男演員鬥智，因為導演認為“為了生存，(男)人有足夠理由變成最低等動物”。香港的男人戲逐漸失去它的(男性)魅力，是否因為戲裏戲外的男人(們)都因不愛思考而自覺“低等”，從而失去最基本自信心?如果不幸屬實，難怪吳彥祖會在短短兩年便爬上一哥寶座———馮小剛對他的形容是，“他有貴族氣質”。
時髦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