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復甦緩慢這説明什麼，從全球經濟形勢看，近年歐美等發達國家經濟增長都降到較低水平，確實存在回升的可能，但是經濟如此低增長態勢，對各國就業增長、財政收入等方面也帶來了巨大的壓力，那麼世界經濟復甦緩慢這説明什麼？
一、經濟量的巨大化，且嚴重失衡
先看經濟產值，美國已接近二十萬億美元、中國七十多萬億人民幣、日本五百多萬億日元……
其次看外匯交易額，2013年9月6日，據國際清算銀行調查報告顯示，三年來全球外匯日均交易額達到5.3萬億美元，為全球貿易的幾十倍1）；
再看金融交易額，截至2008年2月，美國本土上掛單的金融及金融衍生品交易額高達280萬億美元，超過美國經濟產值十幾倍。很明顯巨量的金融交易與實體經濟嚴重失衡，結果釀成金融危機。
當危機一爆發，巨量金融交易幾乎都變成不良債權壓垮了很多金融機構。自從2007年4月，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幾年間，美國倒閉金融機構高達500多家，好在美國有存款保險制度沒發生擠兑恐慌。除眾多金融機構倒閉外，還有通用汽車等257家企業也被淹沒在金融危機帶來的倒閉浪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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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凱恩斯政策無效
今天，遭受金融危機的經濟就如同遭遇狂風惡浪而沉沒的巨輪，拿什麼能撬動它？靠可憐的財政刺激，如今靠借債度日的各國政府有多少收入可供刺激？靠各國央行的貨幣寬鬆，央行又有多大寬鬆的空間？靠降息政策，美日等多國已連續多年實行“零利率”甚至負利率，效果何在？
二次世界大戰後，發達國家普遍實行凱恩斯政策（實為通脹政策）應對經濟危機。20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日本學者發現低利率政策越來越無效，因此開始質疑低利率政策、尤其“零利率”政策的效果2）。
其實，凱恩斯政策不是越來越無效，而是本來就不具有那些效果。凱恩斯學派將凱恩斯政策效果傳導機制做如下解釋。
增加貨幣-→降低利息-→投資增加-→經濟增長。
如果去掉這一傳導式的中間環節，則為增加貨幣-→經濟增長。這就是通脹政策的理論基礎，也可以説是長期以來凱恩斯政策實行者及其御用經濟學家的主觀願望，並非政策本身具有的效果。
實行增加貨幣的膨脹政策是有前提條件的，即實體經濟確實貨幣不足，增加貨幣才可能湊效，但能否湊效，還要看所增貨幣是否流入實體經濟。貨幣流入實體經濟，生產會擴大物價會上漲，就會產生膨脹效果；第二個環節也是有前提條件的，即投資預期收益率上升，投資才有可能增加。
否則，若果投資預期收益率下降，即使降息會降低投資成本，企業也不會增加投資。企業投資的增減並非取決於利息高低，如果投資收益率不高甚至降低，央行再怎麼降息企業也不會增加投資。
實際上，降息政策無效早已被很多國家降息政策實踐所證明。比如，日本2002年以來實行多年“零利率”也未能收到預期效果--擺脱通貨緊縮；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連續多次降息至今也未能使經濟復甦。
如前所述，金融與經濟過度失衡必然釀成危機。任何經濟危機都是對經濟失衡的調整。金融危機的過程，就是通過收縮降低商品（包括衍生品）價格收縮金融及衍生品數量，使金融與經濟恢復均衡的過程。這個過程必然會使過度經營金融及金融衍生品的金融機構破產倒閉。
這是市場進行的優勝劣汰的'自律調整。因此，擺脱金融危機的各種政策與措施必須順應市場調整，而不是逆市而行。
然而，金融危機後，以美國為首的很多國家採取的寬鬆貨幣降息等政策，都是試圖通過增加貨幣來誘發股票債券及其衍生品價格上漲，進而增加金融交易量，這與市場進行的自律調整是背道而馳的，不僅不能奏效，反而有延緩市場調整進程的負面作用。近年來，美國股市持續高漲就是很好證明。
寬鬆貨幣降低利息的最大效果就是推動了股市上漲，並沒能支撐實體經濟復甦。對此，我們應有清醒認識，並以此來制定實施促使經濟儘快走出低迷的政策與措施。
不關注金融，你將會被這個世界拋棄，因為你賺錢的速度很難趕上印鈔的速度。筆者不僅是一位現貨金融分析師，同時也關注國內外經濟形態和動向，大宗商品無一不與經濟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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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經濟復甦乏力的表現不包括：通貨緊縮。
通貨緊縮(deflation)：指在現行價格條件下，由於貨幣供應量的減少，以致商品和勞務的供給超過需求，於是市場銀根趨緊，貨幣流通速度轉慢，貨幣價值高估，物價水平下跌。
通貨緊縮類型的劃分，對於全面準確地把握通貨緊縮的性質、機理，針對不同情況尋找不同的治理對策具有重要意義。按照不同的標準，通貨緊縮可以劃分為不同的類型，主要有：相對通貨緊縮和絕對通貨緊縮。
相對通貨緊縮是指物價水平在零值以上，在適合一國經濟發展和充分就業的物價水平區間以下，在這種狀態下，物價水平雖然還是正增長，但已經低於該國正常經濟發展和充分就業所需要的物價水平，通貨處於相對不足的狀態。
這種情形已經開始損害經濟的正常發展，雖然是輕微的，但如果不加重視，可能會有量變到質變，對經濟發展的損害會加重。
絕對通貨緊縮是指物價水平在零值以下，即物價出現負增長，這種狀態説明一國通貨處於絕對不足狀態。這種狀態的出現，極易造成經濟衰退和蕭條。根據對經濟的影響程度，又可以分為輕度通貨緊縮、中度通貨緊縮和嚴重通貨緊縮。
而這三者的劃分標準主要是物價絕對下降的幅度和持續的時間長度。一般來説，物價出現負增長，但幅度不大（比如—5%），時間不超過兩年的稱為輕度通貨緊縮。物價下降幅度較大（比如在—5%~10%），時間超過兩年的稱為中度通貨緊縮。
物價下降幅度超過兩位數，持續時間超過兩年甚至更長的情況稱為嚴重通貨緊縮，上個世紀30年代世界性的經濟大蕭條所對應的通貨緊縮，就屬此類。
疲弱的經濟復甦
自2007-2009年金融危機以來，雖然全球範圍內的經濟形勢正在逐步好轉，但其向上攀升的勢頭卻日益疲弱，並且表現得參差不齊，以至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用“太慢、太脆弱、太不均衡”來形容本輪經濟復甦。
為此，聯合國、IMF、世界銀行、經合組織（OECD）、世界貿易組織（WTO）等幾乎所有國際組織每年都要多次下調全球增長預期。
IMF在2015年裏先後四次下調了未來經濟增長預期，其在1月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更新報告預計，世界經濟2016年將增長3.4%，雖較2015年的3.1%有所提高，但仍然相當緩慢。稍早之前，世行的《全球經濟展望》預測則稱，今年全球經濟增長率將從2015年的2.4%提高至2.9%，但低於去年6月時預估的3.3%。
當前世界經濟的最突出特點，大約可以用兩句話來總結——
第一，這是歷史上所有經濟危機爆發以後“最緩慢和最乏力”的一次復甦。IMF在將近一年前曾警告説，世界已迎來“低增長時代”，其總裁拉加德用“新平庸”(new mediocre)來描述這一新常態。
而在克林頓總統任內擔任過美國財政部長的哈佛大學教授拉里·薩默斯則相信，全球經濟進入了自上一次大蕭條以來從未有過的一個令人沮喪的“長期停滯”時期。實際上，世界範圍內的信心和信任的大幅下滑已是不爭的事實。
2015年達沃斯論壇期間，路透社對全球1300位CEO的調查結果顯示，僅有1/3多一點點的企業高管認為世界經濟會在可見的未來內改善。而且，CEO們對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國家的信心均在下降。路透社的另一項調查還表明，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公眾對企業及政府的信任度也在下降。
第二，這種復甦還因為充滿了不平衡和不確定性而極為脆弱。美聯儲加息、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經濟增長放緩、石油等大宗商品價格暴跌、通貨緊縮、生產率下降、顛覆性技術創新、全球貿易倒退以及地緣政治風險等都是造成這種不確定性的因素。
各自獨立地看，這些脆弱性可能都只會拖延經濟復甦的步伐，尚不至於構成真正的“危機”，但它們聚合在一起，則足以觸發一場新的危機。
花旗(Citi)首席經濟學家威廉·比特(Willem Buiter)去年10月份曾表示，主要由新興市場引發的一次“温和的全球衰退”在未來兩年內有55%的發生可能性，這一觀點得到了著名的《金融時報》首席評論員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的認同。
而IMF定期發佈的對主要地區“衰退風險”評估的《世界經濟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則認為，雖説當前發生“嚴重”全球衰退的風險似乎相當低，但在某些地區——最典型是拉美——這一風險甚至超過了50%。
而中國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在“2015中國企業領袖年會”演講時也表示，目前全球經濟形勢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最為複雜嚴峻的一年
橫向來看，可以用“分化加劇”來形容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各主要經濟體的面貌。
如果説全球經濟就像一架大型噴氣式飛機的話，傳統上它的四個引擎分別是美國、歐洲、日本，以及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
在黯淡的態勢下，美國經濟可謂一枝獨秀。即便增長的強勁程度還不如人們所期待的，但過去5年來美國經濟一直都在穩步復甦。鑑於美國經濟的堅實基礎及其在制度及創新能力等各方面擁有的巨大優勢，這種復甦的趨勢未來依然可期。
而歐元區或許的確已經度過最危險的難關，主權債務危機暫時消退，至少不再是新一輪全球危機的首要風暴眼，經濟也略有回暖，但它目前還面臨嚴重的通貨緊縮風險，仍未擺脱重陷衰退之虞，其高得難以接受的失業率也是隨時都有可能引爆重大政治經濟危機的一顆定時炸彈。
在日本，“安倍經濟學”的前兩支箭（央行“印鈔”與財政加大赤字支出）射出已有一段時日，它們在刺激和拉動經濟增長方面的動能正在迅速衰減，已成強弩之末。由於“第三支箭”（結構改革）遲遲未見實質性動作，甚至達成它的政治共識都尚未取得，加之上調消費税率，日本經濟可以説步履蹣跚。
日本經濟能夠不拖全球經濟的後腿就已是萬幸，我們幾乎不可能指望它充當拉動增長的正面力量。
再看其他發達國家，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資源出口型國家因大宗商品價格暴跌而遭受重創，韓國等國則受迫於同中國之間貿易的降温。
而自2008年華爾街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以中國和“金磚國家”為代表的發展中經濟體可以説一直是支撐全球經濟的中流砥柱。多年來，來自中國的旺盛需求不僅讓大宗商品與能源出口國得以共享繁榮，也極大地穩定了德國這類以高端製造業見長的貿易強國的經濟增長。
但曾經是最大的“世界工廠”的中國經濟現在增長正在減緩，這既是全球經濟長期低迷的結果，也將是全球經濟今後一段時期內進一步低迷的主要原因之一。
全球經濟增長的放緩直接導致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下跌，也嚴重影響到了經濟結構不合理、極度依賴石油天然氣等初級資源出口的其他新興市場國家，其中最明顯的是俄羅斯和巴西。它們都是體量龐大的巨型經濟體，預計這兩個國家在今明兩年將成為世界經濟最大的危機策源地——實際上，俄羅斯的經濟在2015年裏已經陷入嚴重困境。
近年來全球經濟的重要亮點出現印度，2015年印度的GDP增長預計將高達7%。有人樂觀地預測，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未來它將逐步成為拉動世界經濟的新引擎。
因此，當前的最大問題是，僅僅依靠美國這一台引擎能否驅動全球經濟以及能夠使這種脆弱的復甦維持多久？在現代經濟史上，還很少有這麼多大型經濟體同時陷入如此捉襟見肘的境地。這就是IMF總裁拉加德所抱怨的全球增長“失衡”。IMF還認為，美國終將獨木難支，而且，其他地方的經濟低迷意味着美元更加堅挺，但這反過來很可能損害美國自身的經濟增長。
發達經濟體艱難爬坡
在過去20年中，美國與中國這兩個當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國家之間的經濟實力此消彼長，總體上朝着有利於中國的方向演化。但在最近3年裏美國在恢復其全球經濟領導地位方面贏得了明顯的成功，重新登上了曾經把持半個世紀的世界經濟增長首要驅動者的地位。
2013、2014和2015三年，美國的經濟增長分別達到2.3%、2.8%和3.1%，不僅超出預期，而且不斷加速的勢頭似乎昭示了美國經濟復甦的強勁動能和可持續性。這也是去年12月美聯儲決意升息的基礎。
然而，正如美國國內對美聯儲的升息存在激烈分歧那樣，也有人堅持認為，美國經濟增長的根基並不穩健，增長動力有減弱跡象，甚至判斷這一輪微弱的經濟擴張期已經接近尾聲。他們的理由是，美國製造業、對外貿易以及企業核心資本開支等數據均不甚理想。
與此同時，2016年是美國的大選年，近年來不斷兩極化的民意所造成的潛在政治風險也可能不利於美國經濟持續復甦。這一點，可以從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的許多言論中窺得端倪。
相比於總體前景看好的美國，歐洲的情況要複雜得多。
自2010年以來，持續深化發酵的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一直是懸在世界頭上的頭號警報，以至於2011年9月馬賽G7會議期間，一位與會美國高官毫不客氣地説“世界經濟75%的困難”都是歐元區造成的`。過去幾年裏，美國和其他發達經濟體的政府也一再向歐洲領導人施壓，要求它們採取果斷措施，以切實提振經濟。
一般來説，對歐洲的擔心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
首先，歐盟是全球最大的貿易體，也分別是美國和中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美國和中國分別有1/5和1/4的出口產品銷往歐洲。如果歐洲發生嚴重的解決衰退，勢必影響到美國和中國以及其他許多與歐洲存在重要貿易關係的國家，例如俄羅斯。
鑑於美國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經濟體，與歐洲的貿易佔其經濟的比重不高，而中國則是一個高度依賴出口的國家，歐洲經濟的衰退對中國的挑戰要比對美國大得多。
但第二，更危險的還在於越來越多的歐元區國家可能出現的債務違約而引發的歐元區金融體系全面崩潰，甚至歐元區本身的解體。一旦這種情況發生，那麼就會毫無疑問地將整個世界拖入第二次大蕭條。今天已很少有人記得，上一次大蕭條的主要導火索之一，正是奧地利和德國銀行的連環紛紛破產。
由於美國的金融機構擁有許多歐洲方面的敞口，所以在金融方面美國可能會比中國受到更加嚴重的打擊。
但不管怎麼説，比起歐債危機最危急時的2011年，當下歐洲的整體狀況看起來已露出了些許曙光。2015年和2016年，歐元區經濟預計將分別增長1.3%和1.7%。在該地區最大的幾個經濟體中，意大利經濟預計將連續三年縮水，法國經濟陷入停滯，就連多年來勢頭一直良好的德國也急速放緩了增長的步伐。
不過，也有一些原先陷入嚴重債務危機的國家重拾增長動力，其中西班牙有着明星般的表現，它去年的經濟增速可望超過3%，是此前預期的兩倍。葡萄牙、愛爾蘭、拉脱維亞等國也有不俗的表現，只是他們的經濟體量不足以向外部輻射。最近兩三個月，歐洲的製造業增速已升至兩年來的高位，也令人對未來有所看好。
在另一方面，債務危機本身也有所緩解。數據顯示，歐元區2015年的財政赤字很有可能低於3%，一些國家的公共財政重建和金融系統整固也都取得了不小的進展。當前歐洲經濟中的最大制約因素依然是兩個：第一，居高不下的失業率；第二，通貨緊縮的威脅。
在發達國家中，日本經濟未來的不確定性是最大的。
在經歷了3·11大地震的沉重打擊以及“安倍經濟學”前兩支箭的強勁刺激後，日本經濟的復甦現在似乎走到了一個艱難的十字路口，超寬鬆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造成的日元走軟以及貿易競爭力的提高所帶來的短期經濟動能目前已顯露疲態。2014、2015和2016年，日本的GDP增長分別僅為0.4%、1.1%和1.7%（預計），這使得人們對“安倍經濟學”的激進改革方案的信心正在減弱。
如此超大規模的“印鈔”計劃似乎並未能夠達到日本央行期待的推升長期通脹率的效果，一方面，人們不再那麼相信這種改革能夠真正打破該國的債務和通縮週期，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擔心這種雄心勃勃的政策可能會導致政府借貸成本上升，最終釀成歐元區那樣的債務失控。
相對而言，英國在發達經濟體中的境況有點像發展中經濟體中的印度，雖然它也無法逃脱歐元區的拖累，但由於卡梅倫和奧斯本採取的緊縮政策已顯著奏效，其總的經濟狀況要比歐洲大陸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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