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樹斌故意殺人案 非法獲取國家祕密按|白恩培受賄被判死刑 快播公司傳播淫穢物品牟利案

一：聶樹斌故意殺人、強姦婦女再審案
　　1995年4月27日，聶樹斌因故意殺人罪、強姦婦女罪被執行死刑。201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複查該案，並於2016年6月6日決定提審。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對原審被告人聶樹斌故意殺人、強姦婦女再審案公開宣判，宣告撤銷原審判決，改判聶樹斌無罪。

　　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盧建平：無論從哪個角度説，聶案都應該成為2016年度最引人關注的案件。首先是因為其時間跨度之長，從執行死刑到改判無罪其中間隔超過了21年！二是其過程之離奇，因為2005年王書金的自認其罪，使得康某某被害一案可能出現“一命兩兇”，從而使聶案的申訴有了重大轉機；三是其過程之曲折，在聶樹斌家人不懈努力和社會各界廣泛關注之後，2014年該案由最高法指定山東高院複查，山東高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對本案進行全面審查，並專為此案舉行了前所未有的聽證會，最後建議最高法啟動審判監督程序重新審判。最高法對山東高院的複查意見進行審查後作出再審決定，提審本案，並指定最高法二巡審理。巡回法庭對於本案的審理雖然沒有公開開庭，但貫徹了全面審理原則，最終作出改判；最後也是最為關鍵的，本案是疑罪從無的典範。

　　聶案案發時間長、證據滅失多，查清事實和證據的難度極大，在案件複查過程中存在多種不同意見與觀點。從公佈的現有證據來看，認定聶樹斌犯罪的證據既沒有達到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也沒有達到基本事實清楚、基本證據確鑿的定罪要求，在這種情況下，最高法堅持“疑罪從無”改判無罪，無疑為未來的司法活動提供了準則和標杆。而由聶案平反所引發的異地複查、複查聽證、全面審理等制度創新，又會產生深遠影響。

二：令計劃受賄、非法獲取國家祕密、濫用職權案
　　2016年7月4日，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一審以受賄罪、非法獲取國家祕密罪和濫用職權罪三罪並罰，對全國政協原副主席、中共中央統戰部原部長令計劃宣判執行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陳衞東：官至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原副主席、中共中央統戰部原部長的令計劃，是繼周永康之後又一位落馬的高層官員，顯示出中共中央與黨內腐敗鬥爭到底的堅定決心。黨的十八大以後，黨中央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及時修訂《巡視工作條例》《紀律處分條例》，出台《推進領導幹部能上能下若干規定（試行）》和《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明確治黨管黨的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強力執行《黨內監督條例》等黨內法規。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構建以黨章為根本、若干配套黨內法規為支撐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

　　一方面，本案的審判彰顯了黨堅持依法治國、依法治黨的執政理念，將權力關在制度的籠子裏，尤其是法律的框架下，一切違法行為都要受到法律追究，將反腐工作納入法治化軌道不僅是對黨內腐敗的高壓打擊，維護黨員幹部的清廉、正直形象，更有利於公眾對反腐工作的內心認可與支持；另一方面，高級別官員的落馬也踐行了法治基本原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令計劃利用職權為家人及利益團體謀取私利、拉幫結派、權色交易、損害黨的形象和國家利益等行為，並沒有因為其位高權重而被姑息，相反，法律面前沒有特權，這一洪亮的警鐘時刻警示着國家公職人員廉潔自律、忠於職守，牢記國家和人民的期望，不辱使命。

三：白恩培受賄、鉅額財產來源不明案
　　2016年10月9日，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原副主任委員白恩培，被河南省安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以受賄罪、鉅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在其死刑緩期執行二年期滿依法減為無期徒刑後，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

　　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盧建平：白恩培案的典型意義在於這是終身監禁第一案。白恩培受賄2.5億元，同時犯鉅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其受賄數額特別巨大，情節特別嚴重，論罪應當判處死刑。根據刑法修正案（九）的最新規定，考慮本案被告人能夠如實供述所犯罪行，認罪悔罪，積極退贓，具有法定、酌定從輕處罰情節，對其判處死刑，可不立即執行，為此判決其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在其死刑緩期執行二年期滿依法減為無期徒刑後，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

　　刑法修正案（九）增加終身監禁的規定，可謂立法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典範。首先是慎用死刑立即執行，同時綜合考慮貪賄案件的嚴重危害以及案件各種從嚴情節如數額特別巨大、情節特別嚴重，判處死緩、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的嚴懲措施，從而在慎用死刑立即執行的基礎上儘可能從嚴懲處重特大貪污受賄罪犯，很好地體現了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精神。

　　終身監禁制度可以從法律層面封堵官員的“贖身暗門”，避免個別官員利用減刑、假釋程序逃避刑罰，防止司法實踐中貪腐罪犯實際服刑期過短的情形。“終身監禁”入刑，能夠對貪腐分子形成強大震懾。部分被判處死緩的貪腐官員，雖有可能“免死”，從死緩減為無期徒刑，但沒有減刑、假釋的機會，會終身服刑。正所謂：死刑可逃，活罪難免！貪得無厭，牢底坐穿！

四：快播公司傳播淫穢物品牟利案
　　深圳市快播科技有限公司通過網絡系統中的大量緩存服務器介入淫穢視頻傳播而拒不履行安全管理義務，間接獲取鉅額非法利益，被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一審以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判處罰金一千萬元；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欣等4名主管人員分別被判處三年零六個月至三年不等有期徒刑，並處罰金。2016年12月15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二審維持了一審判決。

　　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車浩耗時將近兩年半的快播案，將會是一起載入我國司法史的重大案件。庭審直播引發的萬眾矚目的效果堪稱空前，引發了全民關於網絡與法律關係的集體關注。從司法公開的角度來看，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快播案本身涉及網絡傳播、技術中立與法律邊界等各種問題，每一個議題都具有前沿性和吸睛力，這些議題綜合在一起，使得快播案成為一起較為罕見的與政治敏感度或重大性無關，純粹是因為法律適用的難題而引發全社會大討論的經典案件。

　　在今天這樣一個信息網絡的時代，面對法律的監管，技術到底有沒有中立性？在每個個體作為網點而彼此相連的世界中，一個事件或現象的出現，往往是各種因素合力的結果，應當如何認定責任的歸屬？這恐怕是司法裁判在新的時代背景下亟待迴應的新課題。在社會發展的制度安排和責任分配中，只有做到企業的歸企業，政府的歸政府，才能避免社會分工的錯位，才會推進而不是阻礙包括互聯網在內的各個行業的發展。
　　快播案已經審結了，但是面向互聯網世界的法律之門，才剛剛打開。

五：周世鋒胡石根翟巖民勾洪國顛覆國家政權案
2016年8月2日至5日，周世鋒、胡石根、翟巖民、勾洪國顛覆國家政權案一審先後由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並當庭宣判。4名被告人分別被判處七年零六個月及以下不等有期徒刑，或緩刑，並分別被剝奪政治權利三年到五年。4名被告人均當庭表示認罪懺悔，不上訴。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陳衞東：不法律師、非法宗教組織、網絡推手、職業訪民和某些境外反華組織，看似風馬牛不相及，實際上卻相互勾連，編造謊言，聚集滋事，誹謗、污衊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抹黑司法制度，煽動一些不明真相之人對國家政治制度和司法體制的不滿情緒、實施過激違法行為，嚴重危害法治和國家安全。國家司法機關依法、公正審理此案，將近年來不少熱點事件背後的“神祕推手”及其真實企圖告白於世，使得公眾對此有清醒、理智的認識，進而自覺劃清界限、理性看待並自覺抵制反動勢力的引誘，凸顯重大的法治警示和教育意義。律師職業羣體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積極力量，律師要守住職業倫理底線和法律紅線，忠於事實，敬畏法律，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捍衞法律的尊嚴和權威，做社會主義公平正義的保障者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服務者，不得利用律師身份教唆當事人偽造證據或串供，干擾正常的司法活動，更不能借助境外反華勢力炒作個案，策劃、煽動、組織有關活動攻擊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和司法制度，破壞正常的社會秩序。

　　本案不僅給每一位法律工作者，也向每一位公民敲響了警鐘，更向境外反華勢力發出了嚴正的宣告：任何妄圖顛覆中國國家政權、破壞中國和諧穩定、阻止中國和平崛起的圖謀，都會受到法律嚴懲，也註定不得人心，必將走向失敗。維護國家安全和政權穩定，是憲法法律的底線，也是公民應盡的義務，更是中國最廣大人民羣眾的根本利益和福祉所在。

六、天津港“8·12”特大火災爆炸事故系列案
2016年11月9日，天津港“8·12”特大火災爆炸事故所涉27件刑事案件，分別由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和9家基層法院公開宣判。49名責任人獲刑，瑞海公司董事長於學偉被判死緩。

　　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車浩：“8·12”天津港大爆炸案，堪稱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安全生產責任事故。這起事故帶給我的啟示是多方面的。

　　首先，犯罪單位瑞海公司之所以能夠獲得非法堆放海量危化品的場地，與相關國家工作人員接受賄賂後提供批示密不可分。近些年一些重大安全生產責任事故的出現，背後大多會牽扯出國家工作人員的貪賄或瀆職。

　　第二，在“8·12”事故的處理中，多個政府部門的主要負責人被追究刑事責任。這對於以後類似事故的責任追究具有示範意義。相對於故意的、積極的瀆職行為，領導幹部在監管責任上的失職，同樣要加大問責和懲罰力度。刑法理論上的監督過失和管理過失的概念，能夠為這種追責模式提供支撐。

第三，天津港爆炸案引起各方關注的一個焦點，就是輿論危機。事故發生後，當地主流媒體和有關部門，並沒有做到及時充分的信息公開。這不僅引發了廣泛的批評，也無助於澄清整個事件中的各種謠言。政府應當如何應對突發事件引發的重大危機，靠堵靠擱置靠掩蓋，還是靠信息公開？這個問題，不會隨着天津港事件消失，而是會始終矗立在樹立政府公信力與合法性的前路上。

七、賈敬龍故意殺人案
　　賈敬龍因村裏舊房改造時自家房屋被拆對村黨支部書記兼村委會主任何建華懷恨在心，2015年2月19日，在全村春節團拜會現場，用事先購買的射釘槍對着何建華後腦部射擊，致何死亡。河北省石家莊市中級人民法院、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一、二審以故意殺人罪判處賈敬龍死刑。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核准死刑。2016年11月15日，賈敬龍被執行死刑。

　　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車浩：在死刑問題上，司法者既要考慮個案是否符合死刑適用標準的“該不該殺”，又要考慮個案適用死刑的社會效果的“要不要殺”。目前理論和實務，並沒有形成——不符合“該殺”標準的，就屬於“不該殺”——這種非此即彼的明確標準。相反，在“該殺”與“不該殺”之間，存在着大量“可殺可不殺”的情形。對這種情形，往往需要從後果和政策的層面，進一步考慮要不要殺。

在賈敬龍故意殺人案中，牽扯出鄉村治理等諸多問題，就如同一道溝渠，將公眾對這些社會問題的議論和情緒，引流到對個案的關注中。不僅在“該不該殺”的層面上，輿論觀點爭鳴，而且在“要不要殺”的層面上，賈敬龍死或不死的社會效果和深遠影響，也觸發了每一個真誠關注中國社會發展的公民的情感，引發了社會各個階層的大討論。在這種情況下，應如何迴應和疏導，這對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重大考驗。

　　最終，最高法院核准了賈敬龍的死刑，賈案塵埃落定，但是，人們對於死刑問題的關注，並不會隨之消解。無論是贊成還是批評，公眾的議論都是有益的，它們將鞭策最高法院在死刑核准上更加審慎。而構建一個趨向明確的、平之如水的死刑規則體系，讓人們在個案中真切地感受到公平正義，這將是學界和實務界共同努力的方向。

八、福喜公司食品案
　　在長達一年多的時間內，將回收和過期的煙燻風味肉餅等食品重新加工包裝後銷售。2016年2月1日，上海市嘉定區人民法院一審以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分別判處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福喜食品有限公司罰金人民幣120萬元；10名相關責任人被判刑。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陳衞東：本案是近年來食品安全領域犯罪的又一典型案例。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對公共食品安全的重視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明確指出，要“完善統一權威的食品藥品安全監管機構，建立最嚴格的覆蓋全過程的監管制度，建立食品原產地可追溯制度和質量標識制度，保障食品藥品安全”；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大力推進健康中國建設，將食品安全提升到戰略層面。在制度層面，2015年新修訂的食品安全法，以預防為主、風險管理、全程控制、社會共治為基本原則，嚴格食品安全的防控工作，強化違法犯罪者的責任追究，為人民羣眾營造穩定、和諧、健康的生活環境。

一方面，國家應依法嚴厲追究涉及食品安全的違法行為人的責任，對涉嫌犯罪的應依法移交司法機關處理。在本案中，涉案被告人均被處以相應的刑罰，並對涉案公司判處罰金，國家行政機關更是對涉案公司處以逾2400萬元的罰款，充分體現了國家層面治理食品安全問題的決心。另一方面，我也必須認識到，如何通過全方位制度規制與治理來保障食品安全、為人民羣眾營造安居樂業的生活氛圍才是最終目標。有關部門應當積極按照中央部署，以對黨和人民高度負責的態度，明確方案、確定任務、落實責任，綜合提高我國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和保障水平！

九、單縣大學聯考志願篡改案
　　2016年10月25日，山東省單縣人民法院依法對陳某利用計算機刪除、修改他人大學聯考志願一案進行公開宣判，認定陳某犯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個月。
　　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盧建平：陳某所犯之罪的處刑並不重，之所以入選，是因為此類犯罪與網絡信息技術相關，與公民個人信息保護相關，具有普遍性和新穎性。説其普遍，是因為在網絡全覆蓋的當今，網絡犯罪正在逐步替代現實世界的犯罪，總體呈現迅速上升和蔓延的勢頭，且犯罪人的年齡趨於低齡化，對信息網絡安全、公民權利自由乃至整個社會秩序帶來嚴峻挑戰。説其新穎，是因為本案的犯罪手段具有高技術的特徵，犯罪人利用計算機對教育考試院網上報名系統中存儲的考生大學聯考志願進行刪除、修改，造成嚴重後果。依據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條第二款的規定，陳某構成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應當承擔刑事責任。

　　當然，由本案的法律適用也引發了相關法律問題：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規定在刑法分則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之第一節擾亂公共秩序罪，而本案權利受損的真正受害人是多名考生，犯罪對象應該是計算機信息系統中存儲的大學聯考志願，這些信息事實上決定着相關當事人的命運。個人信息數據的法律保護成為民法典總則和公民個人信息保護法起草中的一大難題。信息時代，個人數據不僅關乎信息網絡系統安全，更關涉公民基本權利，其立法保護應該更加嚴密精準。同時，該案也提醒收集、使用、存儲公民個人信息的各類組織應該嚴格履行保護職責，警醒全體公民認真學習並嚴格遵守即將生效的網絡安全法。

十、全國最大網絡販賣野生動物案

利用QQ、微信等網絡平台，通過快遞等非法收購、運輸、出售國家一級、二級重點保護珍貴、瀕危野生動物金雕、獼猴、網紋蟒等，涉及10個省級行政區23個地市。2016年10月10日，江蘇省徐州市鼓樓區人民法院宣判迄今為止查獲的全國最大網絡販賣野生動物案。首批被起訴的15名被告人全部當庭認罪並領刑。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陳衞東：本案突出了兩個顯著問題：一是隨着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法分子愈發熱衷於瀕危野生動物的收藏、販賣、食用。野生動物走私已成為世界上僅次於毒品、軍火的非法貿易，嚴重威脅到自然生態平衡與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對此類違法犯罪行為的懲治刻不容緩。法律應更好地承擔“保護者”的職責。

　　二是本案涉案人員利用了網絡、物流等具有高活躍性、流通性和隱蔽性的手段實現對涉案瀕危動物的買賣、運輸。被告人張某的手機中存有30多個涉及野生保護動物交流、交易的微信羣和QQ羣，每個羣少則100人多則500人，羣成員涉及全國甚至境外。網絡平台和物流業的發展無形中為犯罪分子打開了方便之門，對此，國家應給予足夠重視並着重予以規範。

　　近年，我國已加入《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相繼出台野生動物保護法、陸生野生動物保護實施條例、水生野生動物保護實施條例和相關野生動物保護規定，初步形成相對合理的法律規範體系，本案的判決更是彰顯我國堅決打擊有關野生動物類犯罪、致力於維護生態平衡、保障國家生態穩定與安全的決心。同時，保護野生動物更需要國家的重視、支持、宣傳以及公眾從日常生活行為出發踐行保護理念，積極與相關違法犯罪行為做鬥爭，這不僅是為了自然環境，更是為了我人類自身的和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