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孩子再生一個真的會好嗎，對於這個問題，相信所有的父母親會毫不猶豫地回答：會得！人終將會死去，那如今活着還有意義嗎，總有人一直思索這個問題，畢竟失去了再從頭開始是一件很難的事，這邊説説這個話題，失去孩子再生一個真的會好嗎。
我第一次意識到失去胎兒不僅僅是一個醫學話題，還包裹着厚重的負罪和羞恥情緒，是在去年做產育系列的時候。一位新手媽媽提到自己上一次妊娠失敗，分娩出一個死胎。她説，“特別痛，但我在想，如果能更痛一點就好了，感覺是在‘贖罪’”。
“贖罪”，我一度被這樣的詞眼扎痛。
直到今年，我們分享了一位媽媽兩次妊娠失敗的經歷之後，後台湧入了近 300 條留言，數百位媽媽的痛苦和掙扎在我面前攤開，如此龐大又清晰可見，有的正在發生，有的甚至延續了十餘年。她們中的一些人説，這是自己第一次找到地方存放這些敍説，因為這樣的喪氣話“不吉利”，沒人願意看到。
但事實上，失去胎兒這件事，並不罕見。世界各地對妊娠丟失定義有所不同。在我國，懷孕 28 周前胎兒的丟失被稱為流產，妊娠 20 周後胎兒的宮內死亡被稱為死胎。
最新數據顯示，全世界每年發生 2300 萬次流產，即每分鐘有 44 次流產；每年有大約 200 多萬嬰兒死胎，每 16 秒就有一例。失去胎兒的父母，經歷着一種難以言表的失落和哀傷，TA 們自行消化一切，安靜出院，收斂自己早前的期盼，躲在無人處哀悼孩子。
沒有經歷這一切的人們樂觀地認為，失去一個“胎兒”的傷痛相對一個“孩子”要小一些，或者，“再生一個就好了”。但事實並非如此，“沒有一個孩子可以替代另一個孩子”。
被諸如此類的誤解和文化禁忌圍困，失去胎兒的父母們——TA 們的身份並沒有得到一個準確的定義。如同被忽視的哀傷一般，在社會中找不到一席之地安頓。
失去胎兒的痛苦，存在於看不見的龐大羣體
2020年 12月 17 日清晨，在隔壁嬰兒的哭聲中，37 歲的甄雲把孩子生了下來——嚴格意義上講，她分娩出了一個死胎，她懷孕不足 22 周。身體裏有一種力量在下墜，甄雲清楚知道這意味着什麼，“我跟她説，既然媽媽留不住你了，你也別折磨媽媽了。”
她始終沒勇氣打量這個孩子，“怕一輩子忘不掉”，“但我後悔了”。作為一家三甲醫院急診科的護士，甄雲非常熟悉之後的流程——太平間的工作人員會把孩子接走。她看着他們離開，沒忍住，給工作人員打電話，“大哥，我是咱們急診科的，你認識我。你剛接走的是我的孩子，請對她好一點。”
幾個月後，甄雲去單位報生育險，“產下女死胎，身長 26 cm”。“這是我孩子的全部記錄，也是我這輩子走不出來的痛”，這場對話發生在她失去孩子三個多月後。
過去的這段時間裏，甄雲被“再生一個”的勸説包圍，其中的輕描淡寫讓她憤怒；癟下去的肚子一再被打量，她不得不解釋，“孩子沒了”；一天內接到十幾個月子中心的推銷電話，她從禮貌婉拒到崩潰大罵。
痛苦綿延且持續振盪，它存在於我們看不見的龐大的羣體。
今天，在談論失去胎兒這件事時，復旦大學附屬婦產科醫院副主任醫師肖喜榮幫我釐清了一些概念。
在國內，懷孕 28 周前胎兒的丟失被稱為流產。“有主動或者被動兩種情況。如果是生活或者心理還沒有做好預期，或者在篩查過程中發現孩子出現缺陷，選擇放棄，都屬於前者；被動的主要是妊娠早期的胎停、胎膜早破、流產或者死胎”。
2015 年的數據顯示，中國每年有統計的接受人工流產手術人次達 1300 萬。另有其他研究顯示，自然流產在孕期女性中總的發病率約為 10%~15%。
根據全球著名醫學雜誌《柳葉刀》的數據，2015 年，中國每 1000 次生產中，就有 7.2 次出現死胎。儘管得益於醫學進步，這一比例以每年 4.6%的速度下降，但仍然以每年 122340 起列居世界第四。
柳葉刀死產流行病學調查小組以及柳葉刀終結可預防死產研究組所做的流行病學研究結果。圖源：Elsevier
在懷孕期間失去胎兒的女性會產生持續或者數月甚至數年的心理健康問題——即使後來一些人生下了健康的孩子。一項對 537 名流產後婦女進行研究發現，在流產 9 個月後，18% 的女性符合創傷後應激標準（PTSD），17% 出現中度或重度焦慮，6% 符合中度或重度抑鬱症標準。
是時候重視失去胎兒這件事了
兩年多以前，山東的葛婷婷在懷孕 28 周的時候開了宮口，被要求卧牀保胎。她懷的是單卵雙胎，這意味着如果一切順利，理論上，她會擁有兩個長得一模一樣的寶貝。但不到半個月，她的羊膜破了，在孕 30 周。
後來，醫生告訴她，因為出生太早，呼吸系統沒有發育好，老大頻繁出現呼吸心跳驟停。就這樣，她失去了其中一個孩子。出院之後，葛婷婷經歷了很長一段抑鬱期。她每晚都做同一類型的夢，孩子經常呼吸暫停，“在牀上被被子壓住了，或者掉到牀下，沒有被發現，憋死了。”
產假結束六個月後，她去上班，但始終提不起任何興趣。“我在應付工作，應付孩子，甚至養育老小，都是應付，一種任務。看孩子成長，我並沒有太多快樂。”
在丈夫的建議下，她去見了心理諮詢師。她告訴諮詢師諮詢師，“我的生活停留在失去孩子的那一刻，我停留在那裏不想走了。”
對於這些女性來説，失去胎兒的心理衝擊，他人如非親身經歷，很難理解。
儘管包括醫生在內，所有人都在跟失去孩子的母親們説，不是你的錯，但她們仍然擺脱不了那種無力感。“我的孩子在我的身體裏死去，我感覺我是有責任的”，一個媽媽這樣説。
在這些敍説中，這些媽媽的身影多少是重疊的 —— 她曾身負健康的`生命，她見過這個生命的影像，可能聽到過 TA 急促的心跳，子宮裏孕育的生命讓她覺得自己充滿了力量感，然而，當悲劇發生時，她完全失去了這種力量感。
這種傷痛與身體經驗相關，這也是這些女性覺得孤獨的原因。
甄雲曾試圖抵禦這種孤獨和痛苦。她翻看小紅書或者知乎，看到很多類似的經歷。“我才知道，跟我一樣的人有很多，大家都習慣去一個沒有人認識自己的平台發這些。”
也直到經歷這一切之後，甄雲才意識到，很多書籍教孕期的媽媽如何保健，生下孩子之後如何應對，但很少有書籍告訴準媽媽們，也可能會遇到這種情況。
“一個原因可能是，懷孕的人看到這些經歷，會覺得不吉利。我刷抖音，一些媽媽發佈孩子離開的內容，被其他懷孕中的媽媽刷到後，就會留言‘煩不煩’，然後祈禱‘願我的孩子平安降生’”。“沒有人願意看到負面的東西。”但這種迴避也導致一些準媽媽面臨“壞消息”時，毫無準備，措手不及。
世界衞生組織此前曾多次就這個話題發出呼籲，要求人們正視且重視“失去胎兒的問題”。
失去胎兒後，給予患者支援的關鍵信息中包括：和失去胎兒的親歷者談論這樣的經歷很難，但是同情和敏感能為人們帶來談論自己感受的空間和支持。相比於説“這就是命”，嘗試着説“太遺憾了，我能想象這件事對你來説有多難過”；與其説“至少你知道你有懷孕的能力”，也許可以問她“你還好嗎？”；比起“至少你已經有一個健康的孩子了”，為什麼不試試“我真的覺得非常遺憾”？圖源：WHO，為什麼我們需要談論失去胎兒的問題
在 2019 年的倡議中，他們這樣説，“儘管失去胎兒的經歷可能千差萬別，但在世界各地，恥辱、羞愧和內疚卻成為了共同的主題。”
那些讓她們坍塌的餘震
跟失去胎兒的女性們交流的時候，我的腦海裏總有這樣一副場景：如果失去孩子是一場地震，她們是一座大樓，大樓內部的坍塌不是一次形成的，是一次主震和許多場餘震造成的。
一些媽媽在產房生下了自己已經死去的孩子，與此同時，她們身邊還環繞着那些擁有健康嬰兒的媽媽。
在分娩之後，甄雲做了清宮，按照正常流程，她應該在 72 小時之後才能出院。但她“受不了”，因為病房裏總能聽到胎心監護和新生兒的啼哭。她一遍遍被提醒，自己失去了什麼。
懷雙胎早產的葛婷婷一個人面對這一切，“醫院不允許家屬陪伴”。她熬着挺着過了十三四個小時。“熬走了一個生的，又經過了一個待產的”，而她自己，穿着病號服，沒有穿褲子，蓋着牀單，身邊醫護人員來來去去。唯一讓她覺得温暖的是，一個保潔阿姨進來，握住她的手，安慰了幾句。
更大的摧折在後面。直到生育 20 多天之後，葛婷婷才知道，兩個孩子，她失去了其中一個。她是影像科的一名醫生，在本院生產。但連同家人和同事在內，所有人把“壞消息”瞞了 20 多天。
聊起那段欺瞞，她的情緒依然難以平復。儘管葛婷婷可以總結出許多條理由：因為生產之後，她無法下地；如果被告知這個消息，她身體可能變差。但她的憤怒並非不可理解，這種“為她好”的欺瞞剝奪了一個母親為孩子悲傷的權利。
心理諮詢師諮詢師曾問葛婷婷，“如果當時讓你參與送孩子走的過程，你會更好嗎？”她非常肯定地回答，“是。我覺得，至少能為他做一點事情，就不會像現在這麼遺憾和內疚。”
對甄雲來説，產假結束之後，餘震一直在持續。作為急診科護士的她和許多患者關係都很好。在她懷孕的時候，趕上人多，一些年紀大的病人看見就會提醒其他人：不要催，她都懷孕了，照顧一下。
但在產假結束復工之後，這種體貼和熱情又讓她覺得煎熬。
按照預產期，她原本在今年四月就會擁有一個孩子。一些熟悉的患者見到她癟下去的肚子，會熱情招呼，“生了孩子這麼快就瘦了，誰給你帶？”諸如此類，讓她毫無招架之力。直到又一次，她幾乎哭了出來，同對面的人説，“這個孩子跟我沒緣分，您再問的話，我真的會崩潰”。
她想擺脱那個環境，但又無能為力。父親得了癌症，她需要一份收入，而不管是調崗還是跳槽，都沒那麼容易。周圍人的安慰也讓甄雲陷入某種崩潰。“他們會安慰你，還年輕，再生一個。每次聽到這個我就有殺人的衝動，你覺得生一個孩子是那麼簡單的事情嗎？”
甄雲同我講起重慶的表妹，對方在三個月的時候流產。那個時候，甄雲還沒有懷孕，她寬慰表妹，“這是大自然的一個淘汰機制，這個孩子走了，我們還會有的”。“這種現在想想，説難聽這就是講風涼話，因為我那時候體會不到她的疼，她的痛苦”。
一些可以被挽救的坍塌
事實上，在這件事上，醫生可以做得更多，以挽救那些岌岌可危的大樓。肖喜榮醫生提及醫生可以做得更好的那部分——如何講述壞消息。
“表現出同理心，給患者及家屬傳達清晰的信息”，他不認為這需要什麼太高深的技巧，“而是一個醫生基本的人文素養。如果覺得語言很乏力，就輕輕拍一下對方的肩膀。”
邢菲就是在來自醫生的寬慰中獲得了一些力量。
2017 年 9 月，她和丈夫帶着三個孩子移民去加拿大，居住在中南部的薩斯卡通。次年 1 月，她懷孕 23 周，已經有很明顯的胎動，但孩子被檢查出愛德華綜合徵。醫生告訴她，孩子如果正常出生，會有很嚴重的先天心臟病，以及嚴重的消化問題，甚至“一輩子都沒辦法吞嚥進食”。
“我後來查了，甚至這個‘一輩子’都很短，大部分生下來的愛德華寶寶都沒活過一歲。”也因此，面對這種情況時，醫生大都會建議終止妊娠。
這麼久過去，她始終還記得那個女醫生，她眼眶是紅的，按住邢菲的手，温暖、柔軟。她反覆説，“這不是你的錯。這跟你有沒有累到、有沒有心情不好、是不是壓力過大都沒關係，這只是一個不幸的‘概率’。”
邢菲決定引產的時候，不想用無痛，因為想“一輩子記住失去孩子的'感受”。但醫生告訴她，手術中會有兒科醫生在，盡全力保障孩子不經受痛苦地離開。“我們會保護好你的子宮，讓你還可以有下一個孩子。相信我，下一個孩子一定健康。”
對於“減輕疼痛”，肖喜榮所在的復旦大學附屬婦產科醫院也會很重視，“尤其對於大月份死胎或者引產的孕婦，都會盡量實施鎮痛分娩或者其他藥物鎮痛”。
肖喜榮的理由是，“因為和生孩子的媽媽相比，她們的宮縮痛是一樣的，但是對於失去孩子的媽媽來説，內心的痛苦又是不一樣的。你沒必要讓她痛得死去活來，最後分娩出來一個死去的孩子。”
此外，對於經受死胎或者死產的孕婦，肖喜榮所在醫院的原則是“能不側切就不側切”，“為了減少對媽媽的損傷”。
相比我們提到的諸多在嬰兒啼哭聲中經受死產或者引產的女性，邢菲待產的病房是與常規生產病房分開很遠的一個單間，在那裏，聽不到一點嬰兒的哭聲。
提及這一點，肖喜榮告訴我，他所在的醫院努力在這方面“做得更人性化”，比如會考慮把引產的媽媽和待產的媽媽放在一起，這樣就不會聽到孩子的哭聲。但醫療資源太緊張，“有時可能並不容易做到”。
“部分城市在這方面可能會做得好一些，會有意識表現出人文關懷。但我們也得承認一個現實，在中國，優質的醫療資源緊張，且發展不均衡的。”
安放悲傷的許多種形式
在中國，對於流產或死胎胎兒的處理，應當按照《傳染病防治法》、《殯葬管理條例》等妥善處理，不得交給產婦及家屬。
如果有家長提出希望看一眼孩子，醫生們是會同意的。“但有的時候，這類死產的孩子皮膚是破損的，我們擔心給產婦留下陰影，會讓她提前做好心理建設。”肖喜榮説。
當收殮孩子時，肖喜榮所在的醫院會特別注意。“不是把孩子放進一個黃色袋子，那個可能有些粗暴了。我們準備了一個安息籃，給孩子包裹好。如果媽媽説想給孩子換一件衣服，或者戴一條圍巾，我們也會幫助做好，把孩子安置在安息籃裏。”
在失去雙胞胎中的老大之後，孩子的後事是葛婷婷的丈夫處理的。近三年過去，她始終不敢過問，這個過程是怎樣的。“他只是説，給孩子一個很好的安排，讓我放心。”
在接受心理諮詢時，諮詢師告訴葛婷婷，她需要一個正式的告別。諮詢師説，“你可以選擇在寺廟，也可以選擇在諮詢室。”丈夫替葛婷婷準備了一張孩子剛出生，還在保温箱的照片，可以在照片背後寫一段話。但葛婷婷拒絕告別。
她甚至為此中斷了每週一次的諮詢，連續四五週沒去之後，諮詢師問她，“你很忙嗎？”“我説不，我只是害怕告別。後來他説如果害怕的話，就不要做。”
我們談論起葛婷婷懼怕告別的原因，她説，因為怕一旦告別，就徹底割斷了和孩子的聯繫。“可能對一些媽媽來説，需要一場告別的儀式。但我不需要，相反，這讓我壓力很大。”此後近三年，葛婷婷總會去廟裏，捐錢、祈福，給那個沒謀面的叫“圖圖”的孩子。
今年三月，小區裏的玉蘭花開得很好，三年前還在孕期的葛婷婷總在花樹下散步。有一晚，她跟兒子樂樂説，“樂樂，大前年這個時候，媽媽也在這裏散步，你那時候還在媽媽肚子裏。”
她其實想説的是，其實不只有你，還有你的哥哥圖圖，也在媽媽的肚子裏。“但現在還不能説”，因為她自覺還沒有完全處理好自己的情緒。“只是説現在可以正常生活正常工作了。”
左：丈夫從殯儀館取回來小末的骨灰，被裝在心形的小白盒裏。右：裝骨灰的'項鍊，圖源：受訪者提供
2020 年 2 月 12 日，在小末離開兩週年的第二天，邢菲生下了老四小曼。她覺得生命彷彿自帶一種玄妙，不管是小曼出生的日期，還是右側手臂的胎記，“我當時把小末放在胸前，求她回來時親在了那個位置。”
“你會覺得小曼就是小末嗎？”我一度想問這個問題，但沒張開口。但我們對話的最後，邢菲主動聊起這個話題，“我最近也在想要不要跟小曼説她就是小末。”“答案是否定的，因為我想她有自己完整的、獨立而幸福的人生，而不是誰的影子。”
時髦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