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正秋簡介
鄭正秋(1889-1935)，導演，編劇。原名鄭芳澤，號伯常，廣東汕頭人，卒於上海。中國電影事業的開拓者，我國最早的電影編劇和導演之一，被譽為“中國電影之父”。青年時期鄭正秋積極從事新....鄭正秋個人資料
鄭正秋(1889-1935)，導演，編劇。原名鄭芳澤，號伯常，廣東汕頭人，卒於上海。中國電影事業的開拓者，我國最早的電影編劇和導演之一，被譽為“中國電影之父”。青年時期鄭正秋積極從事新劇評工作，1913年涉足影壇，編劇並參與導演了中國第一部短故事片《難夫難妻》。1922年與張石川等創建明星影片公司，擔任編劇、導演。主要編導作品有《勞工之愛情》、《玉梨魂》、《姊妹花》等共53部影片。
鄭正秋照片
中國電影編劇，第一代導演，中國電影之父、中國電影第一人。廣東潮陽人，1889年生於廣東潮陽(現汕頭市潮南區成田鎮上鹽汀村)，1935年7月16日卒於上海。原名鄭芳澤，號伯常，別署藥風。1889年生於上海。中國早期著名電影、戲劇藝術家。鄭正秋從小出生於一個富裕家庭。14歲肄業於上海育才公學。由於受當時進步運動影響，從事戲劇活動，曾在《民言報》任劇評主筆，自辦《圖書劇報》、《民權畫報》。電影在清末傳入我國。1913年由張石川與美商合辦的亞細亞影戲公司，聘請他編寫《難夫難妻》電影劇本，並與張石川合作導演了此片。於是誕生了中國第一部故事片。此後，他自組了新民、鳴民、大中華等劇社，在上海、武漢等地從事新劇活動。 鄭正秋及其作品
1913年與張石川合作，把由他編寫的《難夫難妻》搬上銀幕。這是第一部中國故事片。1922年，與張石川共組明星影片公司，他除任編劇、導演外，還兼任明星影戲學校校長。1923年底，由他編劇、張石川導演的《孤兒救祖記》上映，獲得巨大成功。此後他又編導了50多部影片。1934年，他編導的《姊妹花》轟動一時，社會影響很大，他還寫了電影劇本《戰地小同胞》、《碎琴樓》等。
鄭正秋是中國電影事業的開拓者，也是早期最主要的電影藝術家。他早年以"藥風"為筆名從事戲劇評論，主張戲劇應是改良社會、教化民眾的工具，對提倡新劇、改良舊劇做了不少工作。辛亥革命之後，他參加了中國第一部短故事片《難夫難妻》的創作，擔任編劇並與張石川聯合導演。在這部影片中他以嘲諷的筆觸抨擊了封建婚姻制度對人的摧殘。這之後他曾一度離開電影創作，進行了不少文明戲的創作和演出。鄭正秋作為中國電影的拓荒者，主要的功績並不是把某種電影語言的具體表現手段介紹到中國來了，除了在電影事業的開拓方面的功績之外，最主要在於它開創了中國電影從現實社會生活和從戲劇舞台藝術方面吸取豐富的創作養料的優良傳統，為中國電影藝術道路的開闢奠定了基礎。鄭正秋有豐富的生活和舞台創作經歷，他比較熟悉當時的生活，瞭解觀眾的喜好，善於虛構故事、烘托情節。因為他的作品比較能夠抓住觀眾，特別是受到市民觀眾的歡迎，成為當時不少創作人員學習和模仿的對象。
1919年，他曾發行《藥風月刊》、《解放畫報》支持當時的學生運動。1923年由他編劇，張石川導演的影片《孤兒救祖記》拍攝完成，此 片為中國攝製長故事片奠定了基礎。此後，他進入創作旺盛期，一共編、導、演了五十三部影片。鄭正秋是中國早期電影工作者，他所作的貢獻是顯著、突出的。藝術手法上他善於結構、創造形象，以通俗易懂的藝術手法，打動了觀眾的心靈。他一生都在努力摸索一條紮根於中國大地上的民族文化道路，二十年代他通過《玉梨魂》、《上海一婦人》、《盲孤女》等影片，揭露、抨擊了封建倫理制度的罪惡，1929年至1931年他又以現實題材從事創作，編寫了《戰地小同胞》、《桃花湖》(1930)、《紅淚影》(1931)等劇本，1932年他運用長期積累的電影創作經驗，帶病為宣傳抗日、推動愛國運動，編寫了《自由之花》、《春水情波》(1933)、《姊妹花》等影片，部分完成了《再生花》、《女兒經》(1934)、《熱血忠魂》等編寫工作。鄭正秋為中國電影從無聲到有聲片花費了大量心血，他的一生從各個領域進行電影的試驗和創造，在當時是獨樹一幟的。他為中國電影民族化，尋找了一條道路，為中國電影的啟蒙，發展打下了基石，他的豐功偉績，成為我國電影史上偉大的一頁，於1935年去世。
鄭正秋第一代導演隨着電影在中國的誕生，出現了中國的"第一代導演"。第一代導演活動的時間大體上是20世紀初到20年鄭正秋代末，他們是中國電影的先驅，在拍攝條件非常簡陋、艱苦，又缺乏經驗的條件下，創作了中國第一批故事片。"第一代導演"中成就最大的是鄭正秋。而鄭正秋與張石川的幾十年的合作被影視圈的人所津津樂道。正是由於倆人的密切合作，中國第一部短故事片《難夫難妻》、第一部長故事片《黑籍冤魂》、第一部有聲故事片《歌女紅牡丹》都出自他們手中。鄭正秋比同時代的導演更有藝術主見與追求，提出影片不僅要迎合觀眾，而且要引導觀眾的欣賞趣味。他的影片故事性強，結構嚴謹，戲劇衝突較強。1913年編導中國第一部故事短片《難夫難妻》，影片使人感到電影除了娛樂作用還有改良社會、教化民眾的作用。1923年完成了中國攝製第一部長故事片《孤兒救祖記》的拍攝完成，這也是鄭正秋編劇的第一部"社會片"，由於影片富有民族氣息，故事性強，情節動人，轟動一時。使女演員王漢倫一舉成名，成為中國第一位悲劇女演員。1924年鄭正秋創作第一部婦女題材的電影劇本《玉梨魂》。
特別是鄭正秋晚期導演的《姐妹花》，講述的是生長在貧富不同家庭中的一對孿生姐妹的不同命運遭遇。妹妹做了姨太太，過着驕奢淫逸的生活，姐姐嫁給農民，過着辛勞貧困的生活。由於天災人禍，姐姐被迫到妹妹家裏為妹妹孩子當奶媽，由此引發了諸多令人心碎的情節。鄭正秋在這部影片中的創作視野擴展到社會，反映了階級對立、貧富懸殊、軍閥混戰、農村破產的生活現實，故事雅俗共賞，導演手法的自然流暢，使得該片在上海新光影院上映創下連映60天的記錄。創造了當時中國票房的最高記錄。 1935年3月該片參加了蘇聯的莫斯科國際電影展覽會，也受到熱烈歡迎。鄭正秋一共編、導、演53部影片。為中國電影從無聲到有聲片花費了大量心血，為中國電影的啟蒙和發展打下了基石，成為我國電影史上偉大的一頁。
成長經歷1902年肄業於上海育才公學。因目擊清廷腐敗，民生凋敝，於是從事新劇運動，陸續發表"麗麗所劇鄭正秋評"。後又受聘於《民言報》為劇評主筆，被時人譽為"不畏強禦的劇評家"。主辦《民立畫報》和《民權畫報》，倡導戲劇應成為改良社會、教化民眾的工具。
1913年，與張石川和組新民公司，專事承包亞細亞影戲公司的編、導、演業務，並與張石川合作編導短故事片《難夫難妻》，通過一對青年男女被包辦婚姻所強行撮合的不幸遭遇，抨擊了封建婚姻制度，這是中國自己攝製故事片的肇始，夏衍譽為"給中國電影事業鋪下了第一塊奠基石"。
此後，他自組新民、民鳴、大中華等劇社，成為一位能編能演的"職業劇人"，以"言論老生"馳譽劇壇。曾編演反對袁世凱復闢稱帝的《隱痛》、讚揚孫中山先生革命活動的《孫中山倫敦蒙難記》、揭露日本軍國主義者侵略行經的《新華毒》，也有迎合小市民低級趣味的《男女拆白黨大交戰》等。五四運動前後，創辦新民圖書館，發行《藥風月刊》。1922年初，與張石川、周劍雲等共同創辦明星影片公司，同時設立明星影戲學校，自任校長。同年，為明星公司編寫了《滑稽大王遊華記》、《勞工之愛情》等4部短片，後者雖屬鬧劇，卻構思精巧，收到寓莊於諧的效果。
1923年底，由鄭正秋編劇、張石川導演的《孤兒救祖記》上映後，受到熱烈歡迎。影片宣揚"平民教育"在"從善懲惡"、改良社會中的主導作用，反映了作者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影片在藝術表現方面所鄭正秋取得的成就，為擺脱文明戲的桎梏，對電影如何藝術地反映生活，作了一次認真的探索與嘗試。在20年代的中後期，他的創作十分旺盛，本着"為弱者鳴不平"的創作主張，相繼拍攝了一批婦女題材的影片，諸如《玉梨魂》、《苦兒弱女》、《最後之良心》、《上海一婦人》、《二八佳人》、《小情人》等。對被侮辱、被損害的婢女、妓女、童養媳的悲劇命運，寄予了深厚的同情;揭露和抨擊了封建倫理道德與婚姻制度的罪惡，均富有一定的社會意義;但也有屈從於商業的要求，編寫了一些如他自己所説的"營業主義"的媚俗之作。 九一八、一二八事變後，隨着民族危機的日益深重，左翼電影運動的蓬勃開展，在黨的電影小組的團結與幫助下，他被選為中國電影文化協會執行委員，成為"一個立場堅定、態度鮮明的進步的社會活動家了"。1933年，他在《明星月報》上發表了《如何走上前進之路》一文，明確地意識到帝國主義、反資本注意和反封建主義的"三反主義"創作原則。同年，他編導的影片《姊妹花》，在公映後引起轟動，是他代表作。
他是中國早期電影事業的拓荒者之一，一生共編導了影片40餘部，以平易通俗、故事性強、情節曲折、引人入勝見長，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
一代藝宗1902年的一天，這所由英籍猶太人嘉道里創辦，座落在公共租界白克路(今鳳陽路)，兼收中外人士子弟鄭正秋的育才書院，突然爆發了一場小小的"學潮":一羣少不更事的學童，小的十二三歲，大的不過十六七歲，轟地擁向校長室，要求學校取消體罰。
原來，在一向以教學嚴謹著稱的育才書院，"體罰"早已是司空見慣的事了。這天上課時洋先生又要體罰一個國小生，不料卻遭到一個瘦瘦小小的學生的反對。這個看上去年齡不過十三四歲的學生從座位上挺身站起，責問老師:"先生對我講授'平等、自由、博愛'的道理，可為什麼常常體罰學生呢?難道這就是'平等、自由、博愛'嗎?"一句話，問得老師滿臉通紅。洋先生轉向全班學生:"這位同學袒護犯錯誤的同學，大家説，這樣做對不對?"平日裏對體罰早就憤憤然敢怒不敢言的學生以沉默作答。
"下課!我要向校長反映……。"惱羞成怒的洋先生夾起皮包衝出教室。
見這陣勢，那責問老師的學生索性大聲問同學們"我也找校長，要求取消體罰，好不好?"
"好!"
在校長室，這位洋先生和學生們形成尖鋭對峙。育才書院創辦以來破天荒的一場"學潮"，就這樣發生了。
幾天後，在一次全校大會上，王植善校長向教職員工和學生鄭重宣佈:"從今往後，本校取消體罰。"這個帶頭反對體罰的學生，頓時成了同學心目中的"英雄"。老師們也對這個善於運用學到的知識反對不合理現象的學生，有了深刻印象。
鄭正秋
這個學生不是別人，就是14歲的少年鄭正秋。
可是，小正秋的父親鄭讓卿聽説了這件事，卻勃然大怒:"小小年紀，竟敢目無師長，這還了得!混蛋!"鄭讓卿越想越生氣:當初花大錢把孩子送進育才書院，原想受些洋教育，將來做生意好和租界的洋鄭正秋人打交道，誰知教出個目無尊長的"逆種"!這種書不能再讀了，還是早點到生意場中去磨鍊。主意已定，任憑鄭正秋怎樣哭訴哀求，鄭讓卿都不讓小正秋再跨進他視為"虎狼"的育才書院校門了。
--這是發生在鄭正秋身上的資產階級教育思想和封建倫理觀最初的抗爭。表面上，一家之主的鄭讓卿"勝利"了。然育才書院教育的影響卻貫穿着鄭正秋的一生。可以説，鄭正秋的民主主義思想，自此奠定了基礎。
鄭讓卿，廣東潮陽成田上鹽汀村人。他以光緒間順天府試進士第三十一名的資格，當過江浙鹽運使，後調任三穗知府。他的父親鄭介臣於鴉片戰爭後上海開埠之際來滬經商，開了家鄭洽記土棧(鴉片批發棧)而成鉅富，早年上海潮州會館發起人之一。鄭讓卿是他第二個、也是最聰明能幹的兒子。鄭讓卿三十歲上久婚無子，經友人介紹，在眾多候選的男孩中選中他認為將來會大有出息的一個，抱進家門為螟蛉子(義子)。時值秋高氣爽，因取名正秋，又按潮陽老家的排行，為孩子取字"芳澤"。這個生於1888年12月24日的上海小男孩，從此入了廣東潮陽籍，在優裕的官商家庭中生活成長。
小正秋3歲了。為了"讓孩子認得老家"，母親張太夫人帶正秋回到上鹽汀村祖居。老家美麗的田園風光，生活風情，婚喪習俗，家祠私塾的學習經歷，以至獨具特色的潮州音樂，潮州戲曲，處處令小正秋既新鮮，又激動，留下一生難以忘懷的印象。
兩年後，小正秋隨母親返回上海，受教於嘉定人莊乘黃。在莊老師的點撥下，小正秋不僅打下了較好的國學基礎，練就一手好字，思想上更深受老師不滿清王朝腐朽統治的影響。一年以後，10歲的小正秋帶着莊老師的口授心傳，進了育才書院。
這期間，家裏添了個弟弟鄭正冬(後由鄭正秋為之改名正棟，哥寓了他希冀弟弟來日成為國家棟梁的願望)。正冬是父母親生的孩子。小正秋不久便感受到自己和弟弟在家庭中位置的區別。敏感而聰明的孩子顯得早熟了。
正秋從小體格嬴弱。氣急、腰痛成了久治不愈的痼疾。當官卻無知的父親為減輕孩子病痛，橫下心讓他服鴉片止痛。從此，鴉片煙毒漸漸侵襲了小正秋全身，形成難以抗禦的毒癮。也是14歲那年，一位西醫診斷小正秋患的是先天性心臟病和腎結石。經治療，結石似已排出體外，可心衰依舊，還多了個咳嗽、多痰的毛病。43歲就過早辭世的鄭正秋，一生就在和疾病的鬥爭中，以過人的精力，完成了驚人的工作量。
父親領着14歲的小正秋來到鄭洽記土棧，讓他熟悉土棧業務，認識四方商賈。就象在書院是個受尊敬的好學生一樣，漸漸地在土行小正秋也成了裏外受歡迎的"少老闆"。鄭讓卿暗自得意:不去書院來土行這一着，走對了。
可是，"讀書"仍然是小正秋心中最最解不開的情結。學校去不成了，只有自己找書看。什麼《再生緣》、《推背圖》、 《左氏春秋考證》、《三國演義》，乃至戲曲唱本，逮着什麼看什麼。家裏的書看完了，上街買書看。書攤上琳琅滿目的各式圖書打開了小正秋眼界。他漸漸有所選擇了: 《警世鐘》、《西太后》、《揚州十日記》、《革命軍》、《大革命家孫逸仙》……，書海遨遊，鄭正秋彷彿進入了個廣闊、嶄新的世界。每日裏土棧歸來，就一頭栽進書海。他沒日沒夜，讀着，思考着，學識長進了，眼睛卻壞了。鼻樑上架着深度近視眼鏡，早熟的孩子又平添幾分老成。
讀書之餘，鄭正秋還迷上了京劇，以至哪天沒去茶園看上一場戲，吃飯也不香。他偏愛毛韻珂、潘月樵和梨園世家夏月珊、夏月潤兄弟的戲，一來二去，和他們交上了朋友。
這再次惹惱了父親。為使鄭正秋遠離他鄙視的"戲子"，鄭讓卿可謂用心良苦。先是，為17歲的鄭正秋娶妻。可是兒媳俞麗君不但沒"拴"住鄭正秋，反倒也愛上了京戲。鄭讓卿左思右想，覺得兒子既不能一心一意經商，不如走仕途。他花錢在湖北張之洞那裏買了個"候官"的位置，逼着鄭正秋立即去湖北任職。可現在的鄭正秋已不再是五年前任由擺佈的孩子了。他在湖北勉強耽了近兩年，深感"宦海茫茫，不可以居"，決定"潔身而退"再次從商。鄭讓卿苦心孤詣安排的"官商門庭後繼有人"的計劃破滅了。他很生氣，卻也無奈。
再次回到土棧，鄭正秋還真用了番心思。他揣摩經商規律、顧客心理，確定他的"八字方針":"以義為利，薄利多銷"。一個"義"字，一個"薄"字，使他廣交朋友，近悦遠來。土棧生意比他父親、弟弟經營時好了不少，短短兩年，獲利無數，少老闆鄭正秋的名聲一時大振。可是鄭正秋沒有想到，生意場上多的是不義之人。善良正直的他缺了這份警惕，就得摔大跟頭-一些奸猾之徒利用少老闆的信任胡作非為，土棧虧損數萬。鄭正秋(可能也包括鄭讓卿)最終明白了:他不是經商的料。他把土棧交給弟弟正棟，自己鑽進鍾愛的戲曲中去。
擺脱了商務，父親也不再幹擾，鄭正秋沉醉在戲劇世界裏，就如蜜蜂進了花叢，左右逢源，可供採擷、思索的東西，目不暇接。他發揮自己善於模仿的長處，學習孫菊仙、汪笑儂、譚鑫培等名伶的唱腔，最終達到聲、神俱備，惟妙惟肖的程度。戲看得多了，對劇目、對演員的表演也有了想説的話。在友人夏月珊的啟發下，鄭正秋開始以《麗麗所戲言》、《麗麗所伶評》為題，嘗試着寫下自己的所思所感。
當時的中國，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之際。上海灘上各種報紙風起雲湧。然鄭正秋最喜歡的，是一份于右任主辦的《民立報》。這是同盟會會員于右任自日本回國後，繼1909年5月創辦《民呼報》、《民籲報》之後的第三份鼓吹反清反外侮的革命報紙。《民呼報》發行僅3個月即被迫關門。繼之而起的《民籲報》面世才一個多月，于右任即遭逮捕，報紙被勒令停刊。可於右任方一獲釋，又於翌年辦起了《民立報》。《民立報》言論之激烈一點也不亞於前二報，但風雨飄搖中的清廷已顧不上再管它了。鄭正秋由衷地認同《民立報》的觀點，尤其心儀于右任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他將自己的第一篇文字《麗麗所戲言》送到《民立報》，也見到了于右任。可正忙於發稿的于右任，一句"敝報自創立以來還沒登過這方面稿子"，無疑是對鄭正秋的一盆兜頭冷水。鄭正秋怏怏歸去。
萬萬想不到的是，第二天他就收到了于右任的親筆信:"正秋友:大作已經拜讀，很好!很好!不日可望見報。祝賀你，劇壇奇才，一鳴驚人!"年長鄭正秋12歲的于右任也萬沒想到，這封發自內心，真誠肯定並給予高度評價的信，竟使他當了一回伯樂，為中國早期話劇事業和電影界送去一位開創性人才。
1910年11月26日，署名正秋的長篇評論《麗麗所戲言》開始見報。《戲言》開宗明義指出戲劇的教育功能:"戲劇能移人性情，有俾風化"，指出演員的文化素養、思想品德直接關係到表演的水平-藝品系於鄭正秋人品。在具備一定的戲曲表演手段的前提下，人品高尚的，藝品也自高。《戲言》於剖析、闡述戲曲表演的基本要素:聲調、唱工、説白、做工的同時，對當時主要的戲曲演員一一分析評論，指出各人的表演特色，所長所短。《戲言》的發表在戲曲界引起極大反響，"譽滿眾口，傳誦四座"，不少藝人從中深得啟發、教益。有的研究者稱《麗麗所戲言》"是我國現代劇評的濫觴"是很確當的。
生活掀開嶄新的一頁也是由於《麗麗所戲言》，"自創立以來還未發表過類似稿子"的《民立報》，自1911年2月起正式辦起了戲劇副刊。鄭正秋應于右任之邀擔任戲劇副刊主編。這位主編從確定刊名《民立畫報》到組稿、寫稿、編輯，以至版面設計都一手包了。于右任不僅以鄭正秋為戲劇的內行，而且從對他的瞭解中視為革命的同志，對他給予了最大的信任:"你會幹得比我還好。"從此，鄭正秋的生活掀開了嶄新的一頁。
人物紀念今年(指1989年)1月25日，是鄭正秋先生的百歲冥誕。七十六年前的1913年，他在上海為亞細亞影戲公司拍攝了中國電影史上的第一部故事片《難夫難妻》，這部短片給中國電影事業鋪下了第一塊奠基石。引進一種嶄新的外國藝術，讓它在中國的大地上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先驅者們走過來的道路是很不平坦的，從引進、模仿、嘗試到創新，正秋先生對新生的中國電影事業作出的貢獻，是永遠值得我珍惜和銘記的。 我認識正秋先生是在1932年8月，在明星電影公司和他共事也只有短短的三年，但他是一位能自編自演的文明戲名角，以"言論老生"馳譽上海，則是我在念中學的時候就知道了的。我在《懶尋舊夢錄》中寫過對他的第一印象:"張石川的魁梧和鄭正秋的瘦小，是一個鮮明的對比，張石川有點老闆氣派，而鄭正秋則不像文明戲演員，舉止談吐都像一個很有涵養的書生。"三十年代初，文明戲已經衰落，也的確演過許多低級庸俗的戲。因此，當時的新文藝工作者都對文明戲的庸俗無聊和宣揚封建倫理有強烈的反感，但是和我同時參加明星公司的錢杏邨(阿英)卻有不同的見解，他是研究清末民初通俗文學的專家，就在我認識正秋先生之後不久，就一再對我説:對文明戲不要有偏見和成見，辛亥革命前後，文明戲是排滿的、愛國的，是反對包辦婚姻，反對寡婦守節、虐待婢女的，是為平民百姓鳴不平的。阿英告訴我，辛亥革命前，正秋先生就在於右任辦的《民立報》上寫文章，不僅提出過:"劇場者，社會教育之實驗場也，優伶者，社會教育之良師也"的主張，在表演藝術上，也是很有功力的。他編演過《秋瑾》、《革命痛史黃花崗》和《蔡鍔脱險記》等等，都是緊密地為民主革命服務的。1935年正秋先生去世之後，歐陽予倩先生也對我説過:鄭正秋是一位了不起的演員，作為文明戲的"言論老生"，他可以面對觀眾發表長篇"言論"，鏗鏘有力，娓娓動聽，他能讓全場觀眾鴉雀無聲。
為了學習，我從明星公司調看了正秋先生自編自導的《孤兒救祖記》。接着，又在1934年春看了當時轟動鄭正秋影壇，在上海連續放映了六十天的《姊妹花》，這是中國早期電影的一部劃時期的傑作、記得洪深先生寫過一篇影評，説《姊妹花》是一支衝破嚴冬冰雪的新苗，是一顆為國產電影掃清道路的炸彈(大意)，二三十年代美國電影壟斷了中國市場，佔發行量的百分之九十，當時的進步青年和"高級華人"是很少看國產影片的。《姊妹花》放映之初，也曾受到過左翼影評家的批評，但是不僅上座率和票房價值支持了它，一次由石凌鶴主持的座談會上，還是對這部雅俗共賞的國產片作出了比較公允的評價。有人認為《姊妹花》和正秋先生以前拍的《盲孤女》比，有了明顯的進步，這正是正秋先生的一部新舊交替的作品，舊的倫理觀念還沒有清除，而新的社會意識則正在萌長，作者開始用窮人與富人的階級觀點，來説明善與惡、美與醜、高尚與卑劣的根源了。
也是為了學習，有一次我問他:要拍一部好電影，既要有意義，又要受觀眾歡迎，最重要的是什麼?是編劇、導演，還是明星?他回答説:都重要，但是我的經驗是，編劇也好，導演也好，演員也好，都要記住兩點:"一是情理，二是分寸"。這幾句話對我印象很深，啟發很大，我不止一次地反覆地宣傳過他的這一觀點。 正秋先生出生於潮州的一個富商家庭，他父親還給他捐過官，但他卻深深地愛上了戲劇、電影，一生視富貴如浮雲，他青年時期受過康梁改良主義的影響，但是他愛國，他同情弱小，他不斷地追求進步。"九·一八"、"一·二八"之後，他的進步是很顯著的，1933年10月，他參加過一次歡迎國際反帝大會代表的集會，田漢寫的《影事追懷錄》中有一段記載:"我曾慫恿嚴春棠作東道主，在新新公司酒樓舉行過歡迎馬萊、古久列的盛宴。……席間由嚴春棠、鄭正秋、卜萬蒼致歡迎詞，繼由馬萊爵士致答詞，他首先説明此次來華之意義，然後談到東西方被壓迫民族怎樣才能聯合起來，共同反對帝國主義瓜分殖民地的戰爭，古久列(注:法國共產黨作家，《人道報》主編)致詞，他慷慨激昂地陳述全世界熱愛和平，不願做奴隸左鄭小秋的人民反對帝國主義之必要，……馬萊還提出了一個問題，他説他看到租界上的巡捕可以任意毆打黃包車伕，為什麼黃包車伕不起來反抗，旁觀者也熟視無睹?大家公舉鄭正秋作答。鄭首先説明，由於清末以來中國遭受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訂立了許多不平等條約，才有今天的租界，在深重的內外壓迫下，車伕們的生活很苦，但是中國人民也不是不反抗的，1925年的五卅南京路事件，就是一個例子。馬萊爵士對鄭的回答表示滿意，並表示回國後一定要向英國上議院提出抗議。"
這件事足可以説明，到三十年代中葉，鄭正秋先生已經不是他自稱的改良主義者和中間派，也不只單是一個名演員、名導演，而是一個立場堅定，態度鮮明的進步的社會活動家了。不幸的是天不假年，《姊妹花》問世之後不久，他就溘然長逝了。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正秋先生不可能不受到時代和社會的影響和制約。他為戲劇、電影事業艱辛地奮鬥了幾十年，有過失敗，也有過成功，有過妥協，也有過突破，但是終其一生，他的愛國主義、人道主義精神是始終不變的。他樂於助人，樂於提拔新人，也是始終一貫的，中國電影界的兩位傑出的導演蔡楚生，沈西苓和新劇小生林雍容都受到過正 秋先生的青睞和幫助。我記得楚生同志寫過一篇文章，説他初到上海的時候為了餬口，在電影廠當雜工，當臨時演員，後來知道正秋先生是他的同鄉，就在一天深夜冒昧求見，對這位前輩但陳了自己對電影藝術的意見。完全出於意外，這席話竟受到了正秋先生讚賞，慧眼識英雄，當晚就決定讓他當了自己的助理導演。沈西苓在藝術上是一個勇敢的探索者，而在人際關係上卻被認為是"怪物"和"弱者"，要不是正秋先生的支持，在天一公司受過排斥的他，是不可能在明星公司當上獨當一面的導演的。
正秋先生離開我已經半個多世紀，年輕一代的電影工作者可能已經不知道他的名字了，但我還要再説一遍:他對中國電影事業做的貢獻，將是永遠值得我珍視和銘記的。
作品榮譽
時髦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