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社會是什麼意思，風險社會最大的特點是人為的不確定性，代表世界可知、可確定和可控的抽象的科學知識可能是風險社會的肇因，下面來看看風險社會是什麼意思。
風險社會中的科學：理解與超越
在風險社會語境下，公眾需要拋卻對科學的盲目崇拜和簡單拒絕，重新理解科學。
第一，科學是“不確定”的。科學的基礎是一套可量化的抽象化、模型化的還原論的工具理性。但羅素悖論和哥德爾的不完備定理都揭示了以數學化方法把握對象不能兼顧解釋的完備性和邏輯的自洽性。
科學觀察和實驗的設計取決於已知體系，科學觀察乃至實驗的結果取決於研究者想要發現什麼，並且以一定知識背景下的語言體系來呈現。
更何況，各種社會、政治、文化、心理的因素嵌合進入科學研究整個過程，最後得出的判斷也許是融合了盲目自大的情緒或是利益各方的妥協。科學的“不確定”，是我們接受其“確定性”過程中的副產品，只是人類往往忘了這種“不確定”。
第二，科學是“有限”的。科學本身是一個歷史發展的產物，其發端於西方並被主體不斷建構。當今科學話語的“西方中心”主義是存在的，伴隨西方工業文明發展的科學本身基於西方的語言系統、思維方式和文化傳統，科學知識的載體也是以英語期刊為主，因而所有非西方的知識體系，
要想納入科學知識體系中，無形中都能感受到西方中心主義的“單向度”形成的語言、思維和文化壁壘。正如馬爾庫塞在《單向度的人》一書中寫道，“在這一單向度的思想和行為模式中，凡是其內容超越了已確定的話語和行為領域的觀念、願望和目標，不是受到排斥就是淪入已確立的'話語和行為領域。
它們是由既定製度的合理性及其量的延伸的合理性來重新定義的”。
第三，科學是需要警惕的。正如吉登斯曾經提出，所有的信任都是盲目的。“對那些外行人來説，對專家系統的信任既不依賴於完全參與這些過程，也不依賴於精通那些專家所具有的知識……毫無疑問，可以常常從外行人士對專家系統的信心中看到齊美爾所謂的‘欠充分的歸納性知識’。
”貝克也認為，專家羣體可能出現某種“有組織的不負責任”。隨着大科學和高技術時代來臨，公眾並不能理解很多前沿科技及其成果對人類的意義。某一科學技術的利弊之間如何權衡？權衡的標準是什麼？由誰來做出判斷？
通常告訴公眾答案的是這個領域的專家、科學家，而這些人正是技術的研發者、使用者和學習者，好比一場比賽中的裁判員既是運動員還是教練員。可以想象，專家的科學判斷必然帶有個人的專業偏好、利益取向，有意無意中給出公眾的答案都是有偏好的，也可能出於某種本能意識不到可能的科技風險。
理解風險社會的前提，需要我們對“風險”概念本身進行一個簡潔卻必要的思想史追溯。通常我們理解詞語的含義會從認“字”入手，“風險”是一個現代漢語詞彙。在古代漢語中沒有“風險”這一詞語，但“風”與“險”兩個字卻能在字的義理層面展現出豐富的語義內涵。
通過查閲《説文解字》這部經典工具書，我們可以發現“風”至少表徵了兩種含義：一是快速的流動性；二是巨大的不確定性。“險”字則表徵為物理世界的險阻、或主觀上的困難、或喻指為“困境”。 西語思想史中“風險”也有着獨特的語義內涵並嵌入了歷史情境、社會文化的維度。
首先，從作為西方文化源頭的《聖經》來看，其中關於風險及其預警的思想比比皆是。如“諾亞方舟”的故事即是如此，在上帝即將用滔天洪水懲罰人類之際，卻提前曉諭諾亞。為了避免毀滅性災難的發生，諾亞提前造了一艘巨大的救命之船，史稱“諾亞方舟”而藉此得以逃生。
其次，《舊約》的修辭風格與語言句式也藴含了深邃的風險警示。如《舊約》中頻頻出現告誡式的語氣、誡命式的要求，從宗教儀式、社會禮俗到日常生活，細微至食物禁忌等，特別著名的“摩西十誡”即為典型，用宗教語言表達對可能違背禁忌、招致風險的事情進行提前預警與防範。
最後，特別值得挖掘的是從西語的詞源學變遷來挖掘“風險”的語義流變，可以映照出同時代社會的風險認知水平與應對程度。我們今天所頻繁使用的“risk”一詞，追溯其在古希臘語中的詞根“riza”，具有確定性與不確定性這兩種顯然對立的`含義。
在意大利語中對應的詞為“risco”或“rischio”,都具有兩種含義，一種是“danger”，即客觀的、真實的危險、損失甚至是危害。另一種是“venture”，即作為冒險活動意味着可能帶來的危害、損失，也意味着在激進的風險之中可能產生的希望、機遇以及對未來拓展的空間。
從意大利語轉進西班牙語的歷史背景是世界進入大航海時代，為了探險或殖民目的而必須進行充滿風險的航海探險，航海要進入各種各樣的未知海域，面臨着颶風、觸礁或海難等事故，其後果非常嚴重，
可能是船毀人亡甚至整支船隊的覆滅，但是海外市場、黃金白銀、名貴香料甚至奴隸貿易等巨大的利潤誘惑吸引着航海探險，於是在西班牙語中就用“risicare”代表航海中出現的風險。到了16世紀，為了平攤或轉移航海過程中可能發生的巨大風險後果，人們發明了對衝風險、轉嫁風險的機制即“insurance”，它就是我們現代熟悉的“保險”的起源。
很少有一部學術著作會像烏爾裏希貝克的《風險社會》那樣，出版、傳播直至譯介到中國的每一步，都像是踩着地雷，步步驚心。
倒並不是這本書本身有多難翻譯，而是因為，其論述本身就與風險的大量湧現同步；這本書的每一次重要傳播，也幾乎都與全球性的風險相伴。也正是那一顆顆籠罩在頭頂、由現代化造就的定時炸彈，觸動了人們探究這一理論的熱情。
在《風險社會》中，這位德國社會學家勾勒了這樣一幅圖景：文明，而不是自然災害，正在把人類推上火山口。與普通人僅能從一個個事件中感受風險不同，貝克將一種新的社會結構，以及風險的生產邏輯完整地呈現在人們面前。
《風險社會》德文原版是1986年出版的。巧合的是，與書出版幾乎同時，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核事故爆發了。當年4月的切爾諾貝利事件，讓整個世界籠罩在惶惑與陰霾中。
在這種集體情緒下步入大眾視野的《風險社會》，立刻引起轟動。6萬冊的銷量，對一部學術著作來説相當罕見。1992年，《風險社會》英譯本出版，貝克在知識界的影響力進一步擴大。
“風險社會”逐漸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研究領域，影響了安東尼吉登斯、尼克拉斯盧曼等眾多著名思想家。在輿論場中，貝克提出的“風險社會”也幾乎成了一種啟蒙，引導大眾關注那些一直被掩蓋的問題。
《風險社會》中譯本第一次在國內出版，是2004年。老版絕版多年後，譯林出版社今年終於推出了新譯本。在上海大學社會學院教授肖瑛看來，與十多年前相比，直觀上，我們能看到風險正以更高的頻次，在更廣的範圍內出現，而且是此起彼伏，按住這一頭，那一頭又翹起來。
比如，一户人家如果沒有孩子，可能不會受疫苗事件影響；可這家人如果做投資，就不可避免地要捲入金融風險。從理論上説，隨着人們對世界的改造越來越深入，風險會逐步加劇。
譯者之一張文傑則感到，如霧霾這樣的風險，已經從隱憂上升為全民關注的現實問題，“從這個角度看，貝克描述的圖景與普通中國人的感受更契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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