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社會有哪些特徵，我們在不同制度、文化和經濟情況下，具體風險現象以及它們的生產和再生產邏輯不一樣，人們對風險現象的選擇和理解也不一樣，那麼風險社會有哪些特徵呢？
風險社會的特點是：
1、從根源上講，風險是內生的。
2、從影響和後果上，風險是延展性的。
3、在特徵上，大部分風險後果嚴重，但發生的可能性低。
4、在應對方法上，現有的風險計算方法、經濟補償方法都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應急管理學的可能
在社會科學領域，作為知識生產的學科，已然面臨一個巨大的“斷裂”：一方面，知識生產越來越專業化；另一方面，這種知識生產描述、解釋和預測實踐的'能力越來越差。導致這一“斷裂”的原因來自於兩方面：
一是實踐發生了質變，而知識生產卻迴應不足；二是知識生產方式出了問題，難以真實地描述、解釋和預測實踐。正是在這兩種意義上，應急管理學既有可能，也有可為。
這個時代最大的實踐質變就是風險社會的來臨。早在上世紀70年代，社會科學就開始對未來社會進行預言，“增長的極限”、“寂靜的春天”、“後工業社會”、“後現代社會”都屬此類
但都不如“風險社會”更能表述這一質變的內核。根據“風險社會”概念的提出者、德國社會學家烏爾裏希·貝克的理解，現代化既是生產力指數式增長的過程，也是風險製造的過程。
風險的製造是生產力指數式增長的負面後果，一旦這些負面後果超過了生產力增長的收益，風險就會取代增長而成為歷史發展的主導邏輯，工業社會也就按照自身邏輯發展到了風險社會階段。
風險社會理論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英國學者安東尼·吉登斯則認為，風險社會來臨的標誌是內部風險超越外部風險而佔據主導地位。無論採取哪一種標準，人類歷史實踐的質變已然發生。
社會科學的現有知識多是工業社會的產物。在起源上，社會科學之所以區別於哲學和人文學科而成為“科學”，還在於它在方法論上對自然科學（尤其是牛頓物理學）的借鑑。
例如，“社會學”這一學科最初的名稱就是“社會物理學”。在牛頓物理學看來，世界是有序的，自然科學只研究物質世界的有序性；與之相應，社會科學只研究社會世界的有序性。
這就意味着，傳統的知識生產多研究有序的常態現象，而極少關注失序的非常態現象；但在風險社會，有序的常態現象減少，失序的非常態現象增多，且有序與失序之間的轉換加快。
可見，工業社會的知識生產已經不能滿足風險社會的需要。我們急需發展新的學科，為風險社會的實踐生產知識。在這種意義上，應急管理學是可能的。
很少有一部學術著作會像烏爾裏希貝克的《風險社會》那樣，出版、傳播直至譯介到中國的每一步，都像是踩着地雷，步步驚心。
倒並不是這本書本身有多難翻譯，而是因為，其論述本身就與風險的大量湧現同步；這本書的每一次重要傳播，也幾乎都與全球性的風險相伴。
也正是那一顆顆籠罩在頭頂、由現代化造就的定時炸彈，觸動了人們探究這一理論的熱情。
在《風險社會》中，這位德國社會學家勾勒了這樣一幅圖景：文明，而不是自然災害，正在把人類推上火山口。
與普通人僅能從一個個事件中感受風險不同，貝克將一種新的社會結構，以及風險的生產邏輯完整地呈現在人們面前。
《風險社會》德文原版是1986年出版的。巧合的是，與書出版幾乎同時，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核事故爆發了。當年4月的切爾諾貝利事件，讓整個世界籠罩在惶惑與陰霾中。
在這種集體情緒下步入大眾視野的《風險社會》，立刻引起轟動。6萬冊的銷量，對一部學術著作來説相當罕見。1992年，《風險社會》英譯本出版，貝克在知識界的影響力進一步擴大。
“風險社會”逐漸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研究領域，影響了安東尼吉登斯、尼克拉斯盧曼等眾多著名思想家。在輿論場中，貝克提出的“風險社會”也幾乎成了一種啟蒙，引導大眾關注那些一直被掩蓋的問題。
《風險社會》中譯本第一次在國內出版，是2004年。老版絕版多年後，譯林出版社今年終於推出了新譯本。在上海大學社會學院教授肖瑛看來
與十多年前相比，直觀上，我們能看到風險正以更高的頻次，在更廣的`範圍內出現，而且是此起彼伏，按住這一頭，那一頭又翹起來。比如，一户人家如果沒有孩子，可能不會受疫苗事件影響；
可這家人如果做投資，就不可避免地要捲入金融風險。從理論上説，隨着人們對世界的改造越來越深入，風險會逐步加劇。譯者之一張文傑則感到
如霧霾這樣的風險，已經從隱憂上升為全民關注的現實問題，“從這個角度看，貝克描述的圖景與普通中國人的感受更契合了”。
多種社會風險
新冠肺炎疫情迅速大規模擴散及其抗擊過程中，引發和潛藏着多種社會風險和問題，威脅着人們的身心健康、社會的正常生活、社會的融洽關係和社會的有序運轉。
（一）健康安全
新冠肺炎通過毫無知覺的受感染者的流動傳播，迅速以幾何級的速度擴散開來，2020年2月8日全國確診病例達到37000多例，疑似感染病例也達到37000多例，合計超過7萬人，死亡人數超過800人。
如果從2020年1月初算起，1個月左右時間，新冠肺炎感染人數和死亡人數大大超過2003年SARS病毒感染人數8000多人和死亡人數790多人的記錄。
儘管目前疫情有所好轉，但是，總體形勢依然十分嚴峻複雜。這場疫情不僅使普通人羣受到大規模感染，還造成一些醫學專家和大量醫護人員受到感染，甚至不幸染病去世。
除了病毒之外，長時間“宅”在家裏不能出門也會對人們的健康帶來不良影響。人們長時間不能出門活動，呼吸新鮮空氣，參加户外運動，不僅有可能導致身體疾病，還有可能帶來心理疾病。
特別是對於那些家庭居室小條件差的人、健康狀況不佳的人以及愛動的青少年來説，更是如此。
（二）生活保障
超大規模、全國統一的嚴格封控措施，在有效抗擊疫情的同時，也給人民羣眾的生活帶來諸多不便。2020年1月23日，即農曆臘月二十九，武漢市採取“封城”行動。
1月25日即農曆正月七年級，習（近）平親自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成立中央應對新冠疫情工作領導小組開展工作。截至1月29日，全國除港澳台以外的31個省區直轄市全部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衞生事件一級響應。
農村和城市實行嚴格的社區隔離制度，要求居民在家隔離，不得隨意外出活動。有條件的城市社區均實行封閉管理。進出社區的人員需要登記、測量體温，嚴格限制外來人員進入小區等。部分公交車停運，餐館、公園、電影院關門，大部分商場超市停止營業，等等。
這些管控措施給城鄉居民的生活造成極大影響，帶來諸多不方便。由於正值春節期間，每一個家庭都在年前準備了較為充足的'年貨，除了不能走親訪友、親朋聚餐外，人們的正常生活倒是沒有受到太大影響。
只要水、電、氣、暖、通訊等得到正常保障，較短時間內嚴格的防控措施對羣眾的生活影響較小。但是，隨着封控時間不斷延長，居民家中的生活必需品就會面臨補給不方便甚至困難的問題
例如，新鮮蔬菜、魚肉、奶蛋等生活必需品供應可能不及時、不方便甚至中斷。由於醫療資源配置、出行限制、控制流動等原因，正常的就醫看病受到影響，存在看病難甚至看不上病的問題。
（三）社會信任
社會信任是社會關係的黏合劑，是社會秩序的基礎。齊美爾曾説過：“離開了人們之間的一般性信任，社會自身將變成一盤沙，因為幾乎很少有什麼關係不是建立在對他人確定的認知上。”
{7}每當大災大難來臨時，社會信任都會受到考驗和錘鍊。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湖北特別是武漢疫情日益嚴重時，海內外中華兒女迅速行動起來，向疫區捐獻醫療用品和生活物資。
人們不約而同地喊出“武漢，加油”“武漢，挺住”“中國，加油”“中國，必勝”等口號。數萬名醫護人員冒着可能被感染的風險，放棄節日休假，克服各種困難，奔赴湖北各地參加醫療救護工作。
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再次得到體現和提升。與此同時，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過程，也出現了多種信任危機。
由於對是否隱瞞疫情真相、防控措施是否及時科學等的質疑，社會上一度出現對一些領導幹部、專家學者、官方宣傳的不信任甚至憤怒。
普通羣眾之間存在着排斥和歧視確診感染者、疑似感染者、疫區人員甚至非本地人員等現象，造成一些羣眾回不了家、住不上賓館，正常生活受到嚴重干擾
還有一些地方採取封門、堵路、隨意干預居民家庭正常娛樂等極端措施，極大地傷害了人們的自由、尊嚴和生活，人為製造人際關係緊張和矛盾。{8}
時髦風
